文学散文的古典传统与现代性
发布时间：2022-11-11 09:08:01作者：大悲咒全文网
文学散文的古典传统与现代性
近来重读沈天鸿先生《中国新时期散文沉疴初探》、《散文文体非文学成分研究》两文，见于其重要理论著作《现代诗学———形式与技巧30讲》（昆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附录”部分，写作时间分别是1988年1月上旬，1989年3月。虽然早于20年前，但于今仍然是重要的理论文本，对我们写作当下散文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赞成沈天鸿先生关于当代散文必须具有“当代性”的结论，但我对沈先生推论所依据的事实持有另一种理解。因为我是一个必须天天讲析“传统散文”的中学语文教师，按规定必须要发掘一些传统的“好”以启发学生。所以我暂时只能对中国散文的“古典性”史实“务必宽容”。尽管我也希望找到更多更新颖更优秀的“当代散文”。
当面求教于沈先生，他解释“当代性”即“现代性”。同样是基于“哲学意义的”思考。
沈先生认定当代散文必须具有当代性，当代性不是时间的当代性，而是审美的当代性，思考的当代性。我理解此即依据现代哲学对当代社会、当代生活、当代人的关照进行文学散文的艺术表达。这种表达就是一种立足于“人”的生存的当代性思考。使阅读者通过对当代散文的阅读，从而使人“生活得更多”。语言必须超越事实！这个“多”并不是对内容进行“量的叠加”，而是由作品结构“形式”和“语言”表达本身生发，即“多”是由创作者的“思”表达出来并由读者的阅读之“思”获得。
沈先生无疑是中国散文“载道”传统的反对者，我们由此可以理会出这种“载道”传统实质就是对“人”之作为人的精神的异化，是儒教集权政治对语言的干预过度而造成散文艺术形式生命的丧失，人的内在精神本质的丧失。
当代散文并没有如当代诗歌、当代小说甚至当代影视艺术那样，或多或少在艺术哲学上与中国传统异质。这是事实。即当代散文仍然处境于历史“载道”传统之中，处境在相当于儒教的集权政治语境之中。对这个结论我也是支持的。是不是对中国散文的阅读如果过多，阅读的结果就是进一步丧失自我。亦即丧失对存在进行独立的深层次的“思”的可能性。
但我思考之后，有两个推论使我疑惑。在中国历史上其散文不是由专门的散文家来完成的，传统散文本身大多就是政治的附属物。创作散文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也就是说言语不是目的。在古代，文人即官吏，或者官吏即文人。可能唯一例外的就是庄子的散文表达了。沈先生是推崇庄子的。我理解庄子似乎有这种“自由”的可能，“独立”的可能，也就是他有独立“自我”的可能。当然，看庄子的散文似乎也有了如此“可能”的事实。读庄子的散文可以理解庄子就是言语而已，为什么说话？目的大概不追究也行。而其他人则不是散文家，他们并没有从文本形式到文本内涵创造散文，他们只是写出了某种“载道”的实用文本而不是散文的艺术文本。这同样包括那些虽然不多但很耀眼的依“佛”依“道”而暂时逃避“儒教”现实的文人们的生死参悟与隐士情怀。因为“暂时”是不可靠的，生活的“不得已”也是不可靠的。
当然，我注意到庄子的时代以及庄子在他的时代里的身份。那时候他就是一个独立特行的人。“楚相”尚且拒绝，于他还有什么“政治”的诱惑！放到其他时代，我们就会为他是不是能够生存担心。
而当代散文写作的语境到底有怎样的改变呢？我们不得而知。而有建树的创造性的散文家依然罕见，散文好像仍然是其他行业者行业之余的附属之物。所以仍然在“载道”，载家国之道，载自我的性情之道。尤其是更多的报纸副刊上冠以散文之名的文章其“时效性”、“针对性”十分强烈。上一周可以发表的文字在下一周则是“过时”的了。我不说“载道”与否，就说春天有春天的散文，冬天有冬天的散文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待生活，对待社会的仔细周到。当我们在春天的早晨从“晨报”上读一篇秋天的散文，大约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即使就是那些对诗歌、小说文体有了极高文本建树的大师，他们于散文也同样只能拘于“中国传统”，大概不会立意高屋建瓴地创造新的散文文本形式。我们面对散文是不是缺乏艺术的严肃和崇高，而只是仍然把散文作为“实用文体”了呢？如我一贯以为的，被称为专门散文家应当是散文写作者的羞耻。散文谁都可以来两篇，散文对创作者既不能专业，就文体而言当然不能专门。散文文体就不能成为无可替代之物了。
沈先生推崇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但鲁迅似乎始终是中国的唯一，无有其二。我们也如同面对庄子，应当感恩于一个时代必不可少的时间的罅隙之多，给散文创作者提供了万般不同的思考的可能。因此我们有必要考究当代人实质性的哲学处境，并不是我们向西方引进了时新的现代哲学，中国人就可以立即具有现代哲学的修养。从而当代散文写作就有了当代的审美标尺。我看不是的，因为我不能列举更多这样的事实。沈先生也同意这样的结论，他自己在论述当代散文的当代性特征的时候也没有更多地进行范文举例。当代散文当代性（现代性）的可能依然是有限度的。但散文我们依然在写，且写得更多，但都不检讨，这似乎是中国人自以为是的聪明之处。只有沈天鸿先生要揪出这个话题，以期大家洗心革面，有所建树。
因此我就只能同意沈天鸿先生关于当代散文必须具有当代性（现代性）的结论，但保留一份怀疑，现在我们真要作如此建树仍然没有广泛的可能性。因此我集中阅读了沈天鸿先生的散文，希望从理论家的创作实践中找到关于散文当代性（现代性）的更多更具体的例证，甚至找到可供我们借鉴如何写作当代散文的标尺。我不是恶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相反是要“以子之盾”为另一矛，继续攻“彼之盾”。我并没有失望，我喜欢的散文比比皆是，沈天鸿先生于散文写作像他的诗歌文本一样，他同样在创造某种“范本”。我极喜欢他的《纤夫》、《不醒之塔》等散文。在简洁的表达中有相当深刻的思想难度。他写出的无疑就是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散文范本。我阅读之后的确可以“生活得更多”。这种“多”正是散文在恰当的“当代形式”下的丰富与深刻，符合哲学的现代性要求。而沈先生所作的“思考”也无疑具有哲学现代性的“思”的深度。其特征之核心恰在于“思”的独立性，他的散文是与别人不一样的散文。尽管某些表达的“对象”也是司空见惯的“日常中事物”，但他表达的恰恰是这些“日常中事物”的“不庸常”。语言已经超越事实！他的语言总是展示出更多的“意味”。
我看，具有现代性的当代散文是有了的。且肯定不止沈天鸿先生一个人。他作为理论家和创作者都不会孤独。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更清醒的认识和更加纯粹的实践。
我仍然要提一个问题，沈先生其文是不是也“载道”呢？我看见了，“道”是在的。沈先生解释说“我说过其实散文仍然要载道的，只是载什么道的区别。”此处的“道”当然就不是中国“传统散文”庸俗的政治之道，而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哲学之道”。即他试图回答我们这个世界是个什么世界？“物物对称”或者“人物对称”或者“人人对称”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文学的目的无疑是使我们超越“庸常”而生活得更多，更有趣味。无论是我们身边亘古不歇的滔滔长江或者熟视无睹的安静的振风塔，还是异国他乡的大师列宾以及列宾油画内外的纤夫都可能是与我们无关的事物，但经过了沈先生散文言语，由我们阅读，因而就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他已经在他的文学散文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存在。对此“深层”“呈现”，我们已经不能摆脱它对我们生存的干预了。
我赞成沈天鸿先生关于当代散文必须具有“当代性”的结论，但我对沈先生推论所依据的事实持有另一种理解。因为我是一个必须天天讲析“传统散文”的中学语文教师，按规定必须要发掘一些传统的“好”以启发学生。所以我暂时只能对中国散文的“古典性”史实“务必宽容”。尽管我也希望找到更多更新颖更优秀的“当代散文”。
当面求教于沈先生，他解释“当代性”即“现代性”。同样是基于“哲学意义的”思考。
沈先生认定当代散文必须具有当代性，当代性不是时间的当代性，而是审美的当代性，思考的当代性。我理解此即依据现代哲学对当代社会、当代生活、当代人的关照进行文学散文的艺术表达。这种表达就是一种立足于“人”的生存的当代性思考。使阅读者通过对当代散文的阅读，从而使人“生活得更多”。语言必须超越事实！这个“多”并不是对内容进行“量的叠加”，而是由作品结构“形式”和“语言”表达本身生发，即“多”是由创作者的“思”表达出来并由读者的阅读之“思”获得。
沈先生无疑是中国散文“载道”传统的反对者，我们由此可以理会出这种“载道”传统实质就是对“人”之作为人的精神的异化，是儒教集权政治对语言的干预过度而造成散文艺术形式生命的丧失，人的内在精神本质的丧失。
当代散文并没有如当代诗歌、当代小说甚至当代影视艺术那样，或多或少在艺术哲学上与中国传统异质。这是事实。即当代散文仍然处境于历史“载道”传统之中，处境在相当于儒教的集权政治语境之中。对这个结论我也是支持的。是不是对中国散文的阅读如果过多，阅读的结果就是进一步丧失自我。亦即丧失对存在进行独立的深层次的“思”的可能性。
但我思考之后，有两个推论使我疑惑。在中国历史上其散文不是由专门的散文家来完成的，传统散文本身大多就是政治的附属物。创作散文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也就是说言语不是目的。在古代，文人即官吏，或者官吏即文人。可能唯一例外的就是庄子的散文表达了。沈先生是推崇庄子的。我理解庄子似乎有这种“自由”的可能，“独立”的可能，也就是他有独立“自我”的可能。当然，看庄子的散文似乎也有了如此“可能”的事实。读庄子的散文可以理解庄子就是言语而已，为什么说话？目的大概不追究也行。而其他人则不是散文家，他们并没有从文本形式到文本内涵创造散文，他们只是写出了某种“载道”的实用文本而不是散文的艺术文本。这同样包括那些虽然不多但很耀眼的依“佛”依“道”而暂时逃避“儒教”现实的文人们的生死参悟与隐士情怀。因为“暂时”是不可靠的，生活的“不得已”也是不可靠的。
当然，我注意到庄子的时代以及庄子在他的时代里的身份。那时候他就是一个独立特行的人。“楚相”尚且拒绝，于他还有什么“政治”的诱惑！放到其他时代，我们就会为他是不是能够生存担心。
而当代散文写作的语境到底有怎样的改变呢？我们不得而知。而有建树的创造性的散文家依然罕见，散文好像仍然是其他行业者行业之余的附属之物。所以仍然在“载道”，载家国之道，载自我的性情之道。尤其是更多的报纸副刊上冠以散文之名的文章其“时效性”、“针对性”十分强烈。上一周可以发表的文字在下一周则是“过时”的了。我不说“载道”与否，就说春天有春天的散文，冬天有冬天的散文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待生活，对待社会的仔细周到。当我们在春天的早晨从“晨报”上读一篇秋天的散文，大约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即使就是那些对诗歌、小说文体有了极高文本建树的大师，他们于散文也同样只能拘于“中国传统”，大概不会立意高屋建瓴地创造新的散文文本形式。我们面对散文是不是缺乏艺术的严肃和崇高，而只是仍然把散文作为“实用文体”了呢？如我一贯以为的，被称为专门散文家应当是散文写作者的羞耻。散文谁都可以来两篇，散文对创作者既不能专业，就文体而言当然不能专门。散文文体就不能成为无可替代之物了。
沈先生推崇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但鲁迅似乎始终是中国的唯一，无有其二。我们也如同面对庄子，应当感恩于一个时代必不可少的时间的罅隙之多，给散文创作者提供了万般不同的思考的可能。因此我们有必要考究当代人实质性的哲学处境，并不是我们向西方引进了时新的现代哲学，中国人就可以立即具有现代哲学的修养。从而当代散文写作就有了当代的审美标尺。我看不是的，因为我不能列举更多这样的事实。沈先生也同意这样的结论，他自己在论述当代散文的当代性特征的时候也没有更多地进行范文举例。当代散文当代性（现代性）的可能依然是有限度的。但散文我们依然在写，且写得更多，但都不检讨，这似乎是中国人自以为是的聪明之处。只有沈天鸿先生要揪出这个话题，以期大家洗心革面，有所建树。
因此我就只能同意沈天鸿先生关于当代散文必须具有当代性（现代性）的结论，但保留一份怀疑，现在我们真要作如此建树仍然没有广泛的可能性。因此我集中阅读了沈天鸿先生的散文，希望从理论家的创作实践中找到关于散文当代性（现代性）的更多更具体的例证，甚至找到可供我们借鉴如何写作当代散文的标尺。我不是恶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相反是要“以子之盾”为另一矛，继续攻“彼之盾”。我并没有失望，我喜欢的散文比比皆是，沈天鸿先生于散文写作像他的诗歌文本一样，他同样在创造某种“范本”。我极喜欢他的《纤夫》、《不醒之塔》等散文。在简洁的表达中有相当深刻的思想难度。他写出的无疑就是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散文范本。我阅读之后的确可以“生活得更多”。这种“多”正是散文在恰当的“当代形式”下的丰富与深刻，符合哲学的现代性要求。而沈先生所作的“思考”也无疑具有哲学现代性的“思”的深度。其特征之核心恰在于“思”的独立性，他的散文是与别人不一样的散文。尽管某些表达的“对象”也是司空见惯的“日常中事物”，但他表达的恰恰是这些“日常中事物”的“不庸常”。语言已经超越事实！他的语言总是展示出更多的“意味”。
我看，具有现代性的当代散文是有了的。且肯定不止沈天鸿先生一个人。他作为理论家和创作者都不会孤独。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更清醒的认识和更加纯粹的实践。
我仍然要提一个问题，沈先生其文是不是也“载道”呢？我看见了，“道”是在的。沈先生解释说“我说过其实散文仍然要载道的，只是载什么道的区别。”此处的“道”当然就不是中国“传统散文”庸俗的政治之道，而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哲学之道”。即他试图回答我们这个世界是个什么世界？“物物对称”或者“人物对称”或者“人人对称”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文学的目的无疑是使我们超越“庸常”而生活得更多，更有趣味。无论是我们身边亘古不歇的滔滔长江或者熟视无睹的安静的振风塔，还是异国他乡的大师列宾以及列宾油画内外的纤夫都可能是与我们无关的事物，但经过了沈先生散文言语，由我们阅读，因而就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他已经在他的文学散文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存在。对此“深层”“呈现”，我们已经不能摆脱它对我们生存的干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