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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的思想境界

发布时间:2022-10-31 09:10:25作者:大悲咒全文网
古代文学研究的思想境界 【作者简介】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者按:2013年11月23—24日,《文学评论》杂志社、《文学遗产》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了“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数十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发言。本刊就此议题,约请一些专家撰写笔谈,以供学界参考。

  “视野与方法”,是近年来学术界特别关注的两个话题。80年代,我们特别关注“方法”问题。90年代以后,我们又将“视野”作为论题反复讨论。其实,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方法”与学术技巧相关联,而“视野”则与思想境界密切相关。

  过去,我们比较重视方法,以为方法改变,学术研究就会有较大的改观,于是设想了种种方案,也引进了种种方法,为此,还曾展开过种种有益的论争,也进行了种种学术实践。问题是,在方法的园地耕耘多年之后,我们发现,问题依然很多,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权威部门统计,古典文学研究从业者已经多达三万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学位体、项目体培养起来的,而今又有优搏体在年轻的博士群体中十分流行,学术研究越来越匠气化。有的学者,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表面化。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读书越来越方便,而耐心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大家都渴望对前人有所超越,拥有优异的研究成果,有些学者却为此标新立异,贪多求快,成批制造著作。据主管部门统计,仅2013年全国出版物就已经多达四十一万种,其中堆积的所谓学术著作又有多少可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文学研究强调国际化,本意是增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在现实中,有的研究者对西学不辨优劣,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唯洋人马首是瞻,不仅对其作廉价的吹捧,甚至挟洋人自重,自己也模拟洋腔洋调,自以为高明。还有两种极端倾向,或自命为文化精英,躲进书斋,沉湎于个人的研究想象,故作高深,追求所谓纯粹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或有意无意地误读经典,追求商业炒作,扭曲文学价值,将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娱宾媚俗的工具,迎合当前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浮躁风气。

  上述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仅从学术方法上寻求原因,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究其根本,还是我们的思想境界出现了问题。部分学者过于看重自我,过于关注自己的学术小圈子,而忘却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事学术研究?

  这就要求我们要反思文学史研究的目的问题。萨特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学能顶什么用呢?”其实,还可以扩大一点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能有什么现实的用处呢?如果是现实的理解,确实没有任何用处。但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最终体现在对于人的终极关怀和探索。清代学术史上有汉学、宋学之争,而在汉学内部,又有吴派与皖派之争。我曾写过《段玉裁卷入的两次学术论争及其他》①,最终归结到学术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决定的方法上来。从学术层面看,论争的焦点只是一字之差,而在这背后,似乎又涉及古籍校勘原则的根本分歧。段玉裁等人认为“照本改字”并不难,难的是断定“立说之是非”,也就是作者“所言之义理”。由义理而推断古籍底本之是非,不失为校勘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是后来陈垣先生归纳的所谓“理校”。段、王之学最为后人推崇的,往往在这里。而顾千里则强调“不校之校”,宁可保持古籍原貌,也不要轻易改动文字。顾千里为惠氏学,信家法,尚古训,恪守汉人做法。而段玉裁为戴氏学,认为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有附会,他们从事文字训诂和典章制度的研究,最终的目的还在义理的探究。这义理的背后,是人。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认为,历史的范围非常之大,历史的功能,主要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以及人类的问题和前景。“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②

  回顾学术史,我们还发现,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把学术研究仅仅视为满足好奇心,或者是为了稻粱谋,追求在小圈子内分享的文学研究,那是没有生命力的。其结果必然会使理想缺位,自我边缘,与现实社会,与人民大众越来越远,就走不出徘徊的困局。真正优秀的研究工作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地理解人民大众的理想和追求,密切地关注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人民大众的需要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发展的生机,才能提升学术的品位。20世纪30年代,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法国留学时,看到祖国的危难,在悲痛里“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的危亡的思念”,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音乐作品。九一八事变之后,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异常激愤,于是决定从“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入手,探索“民族贡献与今后出路”,于是发表《殷夏民族考》,首次提出“龙”图腾命题。

此后,众多学者不断接力,将龙图腾与实现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救国”的理想联系起来,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正是由于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他们拓宽视野,获得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他们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了深刻的人民性和现实感,真正发挥出启迪民心、凝聚力量的作用。这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精神启迪。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大声呼吁文章必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今天,我们确实应当认真地想一想当代学者的使命是什么,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做学问,题目可以有大有小,但是,必须要有宽广通透的学术视野和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境界。否则,我们的学术只能越做越技术化,而缺少人文情怀;越来越脱离社会,而引起人们对于文学研究的误解乃至排斥。由此看来,解决研究者的思想境界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应当认识到,文学研究在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有着不可或替的潜在作用,是提高全社会文学艺术欣赏品位、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研究又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人心工程。为此,文学研究工作者要勇于承担使命,不断探索新形式、解决新问题、凝聚新思想,真正拿出让人民满意的学术成果,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文学研究的本质意义和长远价值。

  注释:

  ①《文史知识》2010年第7期。

  ②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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