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蒲松龄笔下，放生作品数量可观，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聊斋》中有关放生的篇章多达20余篇，诗文中与放生相关的内容也为数不少，他本着宽容、包容的心态，基于对生命的充分体悟，对放生内蕴进行了主题式解读。

在这里无论是没有灵通不能变化的普通生物，还是颇具神通的神仙精魅都一样难逃“变故在斯须”的厄运。蒲松龄在本应给予柔情与温暖的放生情境中注入了无可奈何的感伤情调，从而使放生温情表面笼罩着一层悲凉凄恻的悲剧氛围。人之生与忧俱生，物之生亦与忧俱生，悲剧伴随着生命的始终。蒲松龄一生穷愁潦倒，人生抑郁之悲、生之惨痛体验深刻，悲剧意识如影随形。在其宣泄情感书写孤愤的《聊斋》中的放生主题，深度彰显着无处不在的生命劫难与生存坎坷，明显烙印着蒲松龄的身世之感及其对生命生存的深层体悟以及体悟之后对放生的强烈诉求。放生之于蒲松龄，一方面是仁慈善良的道德渴望与生存悲剧的最终解脱，是对物对人生命的救赎；另一方面也是对众生平等、积善行德的精神关怀，是敬畏生命的理性思索，是万物生命等量齐观观念的外化。

“人在他们的存在中和其他存在者相遭遇，命中注定要把自己的存在作为一个问题来面对，因此，他们在所做的各种事情中就和存在有双重的关联。”蒲松龄从“绽出之生存”、生命之存在出发，立足深度的生命意识与广阔的生态视野，展现了放生主题多重的文化境域与深度的人文意义。

“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蒲松龄放生作品内容的形成与思想表达也是如此，不是凭空而出，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成因。

蒲松龄在《放生池碑记》中更把这种思想加以深化与升华，他说“昔齐宣王不忍一牛，子兴许其可王；宋哲宗盥而避蚁，程子以为推之即帝王之要道。非为偶杀一物，遂为不仁，而仁心可由是而充耳。”“仁民要矣；抑思爱者仁之始，仁者爱之推。夫苟任己欲，则欲生贪，贪生杀，以是而司牧于上庸有念民膏而抚字者乎?”爱物不杀与仁民念民爱民密切相关，饱含着蒲松龄的期待与祝愿，与孔子、欧阳修等仁者提倡的重生爱民精神一脉相承。其次，前人放生作品启迪了《聊斋》“花妖狐魅”放生的题材选择，《聊斋》俗称“鬼狐史”，花妖狐魅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篇章，其放生的形式、程序、结果与魏晋南北朝、唐小说中放生描写多相近似。如《幽明录·毛宝》写“晋成康中，豫州刺史毛宝戍邾城。有一军人”，放所养白龟于江，“后邾城遭石氏败，赴江者莫不沉溺”，但该军人却被先前所放白龟所救。而《聊斋》中放生作品多遵循此程式。如《义犬》中贾某对“屠人缚犬，倍价赎之，桊养舟上”，后有盗因财起意，抛贾于江。“犬见之，哀鸣投水，口衔裹具与共沉浮”，使贾得救。皆是放生主体对放生对象施行放生行为赢得果报的模式。

利奥波德曾说：“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蒲松龄的放生作品表达的正是他对万物生命的尊重，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肯定与认同。

民俗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古语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一种民俗文化的产生与传承都离不开特定的地域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与时代氛围的影响与制约。蒲松龄对放生题材的广泛吸纳也不例外，在他76年的人生岁月中，除了短暂外出之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淄川度过的。他对这里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名胜古迹、人文风貌、博物信仰等了如指掌。淄川繁多的放生事件与深厚的放生民俗滋养了蒲松龄放生作品的撰写。

岁饥则赈贫，疫作则施药。”邱璐及其子侄与蒲松龄是至交好友，多有诗歌唱和，书信往来，如《上瓜州邱》、《王鹿瞻在瓜州邱荆石先生幕，作此寄之》等，蒲松龄曾说“比年来，老大人煦拂江乡，仅有清风两袖。”蒲松龄了解与欣赏邱璐的“亲亲而仁民”的清正廉明。此类具“厚德懿行”的乡贤还有沈润、张至发、高捷、唐思仁、房景远、高殷宗、孙绅、王广铨等，他们“值岁饥，捐赈，全活累万”，岁饥出粟，“赖以存活者不可握算”。如果说这些人对蒲松龄还是情感上的触动与思想的激发的话，那么其父蒲槃则是言传身教的教育与熏陶了。蒲父“值岁凶，里中贫者，辄按日给之食，生活颇众。”亲友们爱生爱物爱民的行为对蒲松龄影响至深。在《放鹤召鹤歌有序》中，蒲松龄从放生对象角度写被放之鹤的自由状态“鹤飞去兮，济南之南。憩秦松兮，蹑岱岚，饮则有汶水兮，浴则淄潭。彼其稻梁兮，慎勿贪，曳缟衣以遐举兮，谢弋人之耽耽。”在《放生池成喜赋》又从放生主体方面写放生的重要性，“网钓分明记圣人，漫贪口腹又何因?

一牛曾许齐君王，避蚁还称宋帝仁。”《聊斋》中的放生篇更是蒲松龄全面具体的放生文学的实践。《公孙九娘》中蒲松龄悲悯“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痛斥“碧血满地，白骨撑天”的杀戮。

蒲松龄积极吸收儒家仁者爱物爱民思想，释家大慈大悲放生内核，有效借鉴前人放生题材、放生模式，并在淄川爱物重生的地域氛围民俗信仰影响下，创作出蔚为大观的放生作品。这些放生作品是他现实人生体验的投影，是他仁心爱人的一贯表达。对蒲松龄来说，人与万物生存的世界虽有不如意的地方，但仍应“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只有对这个共同体中生命的关怀与救助，只有对这个和合共生的共同体给与足够的尊重与爱护，“人才能获得人之本质，才能作为绽出的生存者守护着存在之真理，走上一条本真本己的生存之路”。放生作品不只体现蒲松龄对生命的关注，也表达了他对生存、对生活、对物际、人际关系的态度与理性思考，彰显着他独特的人生价值观。作者 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