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祖道信大师《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校释导言

　　作为“东山法门”的开创者，道信在中国禅宗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经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尽管由于时间的久远、资料的遗失，妨碍了我们今天更深刻、更为全面地体认道信大师，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借助于存留于世的敦煌文献《楞伽师资记》中保存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一文，我们仍然可以大致了解道信禅法的梗概。

　　《楞伽师资记》的发现首先要归功于近代中国文化的风云人物——胡适先生。据胡适所撰的《〈楞伽师资>序〉》所说，1926年9月8日，胡适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最先发现了敦煌写本《楞伽师资记》(即伯-3436号)，后来他又在英国大英博物馆读了一种别本(即斯-2054号)。于是，胡适就“托人影印带了回来。”五年以后，“朝鲜金久经先生借了我的巴黎、伦敦两种写本，校写为定本，用活字印成。”[①]金久经的这一校写本收入“畺园丛书”，于1934年在沈阳出版。此后，此书便成为研究早期禅宗史的重要资料，广泛传播。而《楞伽师资记·道信传》所转录的道信的禅法著作《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一文，也成为人们了解道信禅法及其“东山法门”之面貌的最重要资料。

　　对于包含道信的这一重要著述的《楞伽师资记》一书，在金九经校写本的基础上，日本学者也作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1930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也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发现了《楞伽师资记》的抄本(即斯-2054号)，并且在其所著的《鸣沙余韵》一书中影印介绍。此后，矢吹庆辉先生又以此本为底本，参校金久经的校本，重新校写了《楞伽师资记》，并且将其收入《大正藏》第85卷，更便于人们使用。再后来，莜原寿雄又将《大正藏》本与金久经之校本进行对照，完成了《〈楞伽师资记〉校注》一文，于1954年发表于《内野台岭先生追悼论文集》中。柳田圣山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将此书重新校订一遍，发表于1967年出版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后面所附录的资料中。莜原寿雄、田中良昭编的《敦煌佛典と禅》(《讲座敦煌》卷八，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以及田中良昭所著《敦煌禅宗文献の研究》(东京：大东出版社，1983年)都收有关于《楞伽师资记》的研究及其文字校订。

　　从胡适之后，学者们又从敦煌遗书之中陆续发现了数种《楞伽师资记》残卷，如斯-4272号、伯-3294号、伯-3537号、伯-3703号、伯-4564号。不过，这五种残卷都缺少《道信传》部分。

　　可见，在七种《楞伽师资记》抄本中，只有胡适发现的两种抄有《道信传》的内容。而巴黎伯—3436号字体较为清晰，错误较少。斯—2054号抄本残缺较多，即就《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也残缺后面一大段文字。鉴于此，本校释以伯—3436号敦煌抄本(简称“伯本”)为底本，以斯—2054号敦煌抄本(简称“斯本”)为参校本。

　　在吸收现有的研究成果方面，本校释主要是将金久经的校本(简称“金校本”)与大正藏的校本(简称“大正藏本”)进行对校。在校对过程中，发现这两种校本都有不少漏出校记之处，也有数处认读错误或者是排印、印刷错误。所有这些不同之处，都在段落后的校记中予以说明。

　　现今出版的研究早期禅宗史的著作，大多数都用了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一文作为资料来解释道信的禅法。其中，以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杨曾文先生《唐五代禅宗史》(杨曾文先生并且撰有《道信及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一文)、洪修平先生《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著作，引述原文最多，解释、分析得自然较为细致些。在校对过程中，在某些地方也参考了上述三种著作的句读。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第二章第二节中，以《大正藏》本为依据，对其作了分节。印顺法师说：

　　全文可分为三部分：一、从开始到“略举安心，不可具尽，其中善巧，出自方寸”，《大正藏》本共三十六行，约六百字。先引《文殊说般若经》的“一心三昧”，而明安心(安心是住心、宅心的意思)的善巧方便。文义都简要精密，为安心方便的主体部分。二、从“略为后生疑者假为一问”起，共四十三行，约七百字。先假设问题，然后以“信曰”来解答。……三、从“古时智敏禅师训曰”起，文段最长，内容深浅不一，可说是道信门下不同传行的杂录部分。[②]

　　本校释在分节方面大致采纳了印顺法师的意见，也将此文分为三部分。只是对于印顺法师关于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的分界点有不同看法。印顺法师将此段文字中的五问归结为四个大问题。其中，第四个问题的后一层设问为：“又曰：用向西方不？”提问的是对于往生西方净土的看法问题。而此前的一个问题则是“问：临时作，若为观行？”印顺法师在解释时，在“临”字之前加了一个“终”字，问题变成为“临(终)时作，若为观行？”这样，两个提问便可被归并起来。而对于“临时作，若为观行？”这一问题，道信回答得非常简洁：“直须任运”。而对于“用向西方不？”的回答，印顺法师归并的文字达五百余字。这样的划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首先，在斯—2054号敦煌抄本中，在“自证道果也”一句与“或复有人未了究竟法”一句之间是有两个字的空格的。显然，“或复有人未了究竟法”之后应该是转换主题了。而仔细琢磨“或复有人未了究竟法”到“真得心者，自识分明，久后法眼自开，善别虚之与伪”之间的文字，本人觉得谈论的是如何以“真心”传法的问题，而批评的对象是以“名闻利养”而妄传禅法。其次，以“传法”这一线索去追溯前文，我们发现，“或复有人未了究竟法”之前的文字，从“所初地菩萨，初证一切空”到“善须解色空义”，谈论的是如何“证空”的问题。而从“学用心者，要须心路明净”到“自证道果也”亦是如此，不过是更进了一层。也许是由于“禅外说禅”的原因，我们看不出这样的几段文字非得连缀于“用向西方不？”一问之下的充足理由。因此，我们大胆地未曾采纳印顺法师的分节，而是将“所初地菩萨，初证一切空”之后的文字归入印顺法师所说的“杂录”部分。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此校释本的原则是尽量保存原抄本的文字信息，特别是异体字、俗体字都统统罗列而不加转写。此经的底本与参校本中，“無”与“无”、“佛”与“仏”均通用，有时甚至在一句话中也是交错使用的。为了保持敦煌抄本的原貌，本校释以底本用字确定正文，而将参校本的用字于校记中列出。由于两种抄本之间交错使用的情形较为复杂，在用“下同”易于产生误解的情况下，即不厌其烦地加上校记。

　　禅典本身并不易于理解，因此，为了方便使用，做了一些注解。在校写的过程之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到，甚至解释失误的地方。譬如，此文中备受重视的“略而言之，凡有五种”一段，现今诸家的解释，也存在不完善之处。笔者感到，此“五事”是道信在“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禅法纲领，即“心要”，其核心则是“守一不移”。“五事”之中，“知心体”是其“本体”依据，而“知心用”、“常觉不停”、“常观身空寂”其实是从佛教中常见的“三解脱门”脱胎而来的，而“守一不移”则是其创发的重点所在。因此，在第三部分中，由“傅大士所说”至“此法秘要，不得传非其人”达八百余字，都是对于此“五事”的说明。可见，“五事”是道信禅法的全部秘密和创新之所在。如此等等体会，已经在注释中有所贯彻。

　　还有，在对道信大师此文作了逐字逐句、数十日的研读之后，笔者发现，道信此文内在线索或者说内在逻辑是清晰的，文义是全面的、完整的。现有的研究成果，包括日本学者在内，都有不同程度地断章取义的地方。道信禅学思想的全部秘密实际上已经包含在此文的标题之中。如果以此文的标题分析正文，二者竟然契合无间。在此，我们姑且简单言之。此文标题《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其实包含四层意思，这就是“入道”——“安心”——“心要”——“方便”或称“方便法门”。正文其实是依照此线索和顺序展开的。不过，行文之中，在“安心”与“心要”之间多了中间的四层设问和回答。在“心要”与“方便”之间多了关于“授受禅法”的内容。全文最后又多了一段以“大师云”起头的批评老子、庄子“道法”的文字，这显然是后人附益的结果。这样的结构，不能不令人深思！因此，笔者有一大胆的设想，《楞伽师资记》所引或者就是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的全文，或者至少就是原文的全面摘要。二者必居其一。由于这些观点，对我来说，还需要再行思考细化。而此校释的性质决定了不能过分冒险地以己义来分节，因此，在校释中未曾采用自己所设想的“五分法”或者“六分法”，而略作修正地采用了印顺法师的分节。——如此等等想法的较为详细的阐发，只得留待以后再行撰文细论了。在此先抛砖引玉，姑妄言之。

　　(原刊于《中国禅学》第3卷，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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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第54页，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

　　[②] 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