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经处——“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守护者

　　王孺童

　　中华文明之伟大,在于绵延千载而不绝。文化之存续,一赖人传,一赖字传。人传者,口传心受也。字传者,着述立说也。然着述立说,若不归于文字,落于笔端,现于纸上,则难于致远。遂有仓颉作书、蒙恬制笔、蔡伦造纸,使中华道统一脉相承也。学说以立,着述以成,若束之高阁、秘而不宣,亦无匡世利俗之功。故知文化当海内流布,尽人皆知,方为举世之文明也。而仅依人手抄写,毕竟不应当世之用,于此关键之时,印刷之术应运而生。

　　自先秦以来,就有将文字刻石,以拓印流通之法。然石材于取料转运、雕刻修改,多有不便,遂逐渐以木版代之。至此,雕版印刷之术正式成为隋唐以后,中国文化承载传播之主流。据史料可知,中国雕版印刷术当起始于公元7世纪之民间,用于印刷佛教经像。唐玄奘法师(600-664)就曾用回锋纸印制普贤圣像,施于四众。而现存标有纪年之雕版印刷最早实物,即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之唐咸通九年(868)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之《金刚经》。

　　进入宋代,雕版印刷术发展到全盛时期,至今宋版书也是古籍善本收藏中之名品。北宋开宝四年(971),由宋太祖赵匡胤(927-976)亲自敕命高品、张从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主持刻印大藏经,并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全部完成13万块经版的雕造,随后就开始刷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刻木版雕印的汉文大藏经,由于始刻于北宋开宝年间,故称《开宝藏》。

　　雕版印刷术的产生与广泛使用,对文化的传承与流布确实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其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手工刻版需要大量的木材原料,以及技术娴熟的刻工;其次,刻成后的大量木制书版,不便存放与保护;再有,一旦在刻版过程中出现错误,不易改正。当时的一位书肆刻工,在总结了前代雕版印刷的经验基础上,经过反复钻研试验,终于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制作出了以胶泥为原料的泥活字。北宋名臣沈括(1031—1095)在其所着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这位刻工的姓名和事迹,他就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的创始人——毕升(约970—1051)。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划时代革命,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用泥烧制的活字很容易破损,后来还是以木头作为原料刻制活字,但由于种种原因,活字印刷术并没有在中国得到广泛普及,书籍仍以雕版印刷为主。

　　15世纪中叶,德国谷腾堡(Johannes Gutenberg,约1394—1468)改良木活字印刷术后,正式掀开了西方近代印刷术的篇章。19世纪初,西方近代印刷术与印刷油墨同时传入中国。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标志着现代铅活字印刷术正式进入中国。在此后短短的几十年里,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急剧衰退,濒临灭绝。

　　历史往往都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巧合,中国雕版印刷术肇始于印制佛教经像,而最终挽救其几尽消亡命运的还是印制佛教经像。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于不满当时清廷的统治,洪秀全(1814—1864)在广东花县创立“拜上帝教”,并以“传教”为名积聚力量。清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创立“太平天国”,结众起义,随后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攻安徽。当时在安徽石埭的一位鄙弃科举、好读奇书的青年,为了躲避战乱,与家人在寓居杭州期间,偶于书肆购得《大乘起信论》。清同治三年(1864),他在养病期间数读此论,参详其中奥义,由此引发宿世慧根,将其后毕生之精力全部投入到佛学的研究与弘传事业中。他就是后来被誉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的杨仁山居士(1837—1911)。

　　杨仁山居士有感于时处末法,佛法之弘扬全赖经典流通,然北方《龙藏》既成具文,双径书文又毁于兵燹,于是遍求佛经,发心刻印,俾广流传。清同治五年(1866),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并主持刻印了首部经书——《净土四经》。在四处募化、校勘刻印佛教典籍之余,杨仁山居士还潜心研究佛教造像,聘请画师绘制成“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释迦牟尼佛像”、“大悲观音像”、“弥陀法会”等,并收集古代名人所绘佛像,一并刻板流通。

　　清光绪四年(1878),杨仁山居士随驻英、法公使到伦敦、巴黎出访。并于光绪十二年(1886),再度赴伦敦时认识了在那里留学的日本僧人南条文雄(1849—1927)。此后二人书信往还,交往不断,遂成莫逆。在获悉中国早已散佚的诸多佛典海外尚有见存后,杨仁山居士便托南条文雄广为搜集,寻回中国失传古本及藏外古德逸书三百余种,并择善付梓。从金陵刻经处刊刻之唐法藏《华严三昧章》一例,可见其求书艰辛之一斑。

　　杨仁山居士在“序”中云:

　　《华严三昧章》一卷。新罗崔致远作《贤首传》,用《华严三昧观》“直心”中十义配成十科,证知此章即观文也。东洋刻本改其名为《发菩提心章》,于表德中全录杜顺和尚《法界观》文,近三千言,遂疑此本非贤首作。庚子冬,南条文雄游高丽,得古写本,邮寄西来,首题《华严三昧章》。仇校尽善,登之梨枣,因来本作章,故仍其旧。尚有《华严世界观》,求而未得也。

　　徐文霨居士(1878—1937)在“跋”中云:

　　谨案唐贤首国师着述,中土久佚,经杨仁山先生转辗求得者,为《华严探玄记》,未刻;《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入楞伽心玄义》、《起信论义记》、《别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二门论宗致义记》、《华严义海百门》,以上各种已刻行。而《楞伽经疏》七卷、《法华经疏》七卷、《华严策林》一卷,日本续书,先生藏有,此谓系赝本。《华藏世界观》一卷及此《三昧章》,则求之日本亦不可得。日本南条文雄君,尝覆先生书云:“法藏所作《三昧观》者,义海百门,或《华严杂章》之异名也。”先生辨其非是,覆书云:“法藏所作《华严三昧观》,崔致远作《别传》,已用其‘直心\’中十心名目。贵国所刻《发菩提心章》,录十心之文,与崔同;并有三十心,而与《法界观》及他种凑合而成。谨知《华严三昧观》当有全本流传高丽也,祈请驻韩道友访之。”又书云:“近闻贵宗同人往高丽布教者颇多,唐法藏所作《华严三昧观》、《华严世界观》二种,高丽或有存者,乞寄信求之。”岁庚子,南条君游高丽,访得此本,寄先生书云:“在韩日,得唐法藏《华严三昧章》写本,因奉赠一本。未知此果与《华严三昧观》同乎?抑异乎?”先生覆书云:“《华严三昧章》与《菩提心章》同,而阙《法界观》之文。始知二书同出一本,即《华严三昧观》无疑矣。”以上均照录原文,盖先生之于此书,历数十年之久,遍行中、日、韩三国,一再访求,仅乃得之,至足宝已。先生得是写本,识以数语,谓将登之梨枣,而珍藏箧衍,未遑付梓。先生西归,忽忽六载,同人几不复知有此事,乃者覆检先生遗稿,始知梗概。觅得底本,亟为校刻,以竟先生未竟之志。谨以先生原文冠于卷首,并节录先生与南条君往来书牍中语如右,俾当世咸知是书久佚之后,得之非易。异日者,傥能更得《楞伽疏》等四种刻之,与是书并显于世,不尤法门之大幸欤。

　　在杨仁山居士亲自主持校勘下,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佛典达百余万卷,佛像十余万张。清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七日,杨仁山居士因病示寂。遵照其“经版所在,即遗体所在”的遗愿,其门人及后人在金陵刻经处深柳堂后、经版房前,为其建塔安葬。沈曾植(1850—1922)在其所撰《杨仁山居士塔铭》中说:“居士奋起于末法苍茫、宗风歇绝之会,以身任道,论师、法将、藏主、经坊,四事勇兼,毕生不倦,精诚旁薄。居士事,盖视前人为倍难。”杨仁山居士逝世后,由于其精深之佛学造诣,兢业之刻经流通,高峻之德操情怀,影响了一大批当时教内外有识之士,均纷纷襄助刻经事业,虚云(1840—1959)、谛闲(1858—1932)、梅光羲(1880—1947)、王恩洋(1897—1964)、沈曾植(1850—1922)、叶恭绰(1881—1968)、周树人(1881—1936)、陈铭枢(1889—1965)、赵朴初(1907—2000)等,均曾施资助印。通过检阅书后题记,甚至还发现有两名德国学者曾于民国八年(1919)施资助印过《集大乘相论》。一位是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曾出版有《雍和宫:北京喇嘛教堂图解,附喇嘛教神学和教派的注释》(Yung-ho-kung: an iconography of the Lamaist cathedral in Peking, with notes on Lamaist mythology and cult);一位是Dr. Bernd Melchers(1886—1967),曾出版有《中国寺庙建筑》(China. Der Tempelbau)、《中国传统剪纸设计》(Traditional Chinese Cut-Paper Designs)。可见金陵刻经处在海外学人中之影响。

　　此后金陵刻经处虽屡经沧桑,几度兴衰,但在欧阳渐(1871—1943)、吕澂(1896—1989)、赵朴初等数代大德居士的护持下,最终使佛教印经事业得以延续发展,并很好地将有千余年历史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传承至今。金陵刻经处刻印之书籍,纸质绵柔,字大如钱,版式疏朗,清净庄严;刻印之佛像,刀法细腻,章法谨严,形神兼备,层次分明;完美地将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艺同佛教文化与佛教艺术结合起来,形成了宗教性、艺术性、文物性兼具,独树一帜的刻印风格。

　　时至今日,金陵刻经处仍然保持着以“刻版、刷印、装订”为主要流程的手工制书传统。在刻版时,所选板材全为经过水煮后的棠梨木,底样选用老宋字,上板涂油后进行雕刻。在刷印时,先以帚子将水墨涂刷在经版上,再将宣纸覆上,用擦子压擦,然后揭下印好的书页。在装订时,切书、打眼、分页、折页、撮齐、捆扎、压实、数书、齐栏、串纸捻、贴封面封底、配书、装线、贴签条、装函套等十几道工序,全部是手工完成的。这些均突显出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内涵。

　　目前,金陵刻经处除藏有自刻经版47000余片外,还保存有支那内学院经版14300余片、扬州砖桥江北刻经处经版22900余片、北京刻经处与天津刻经处经版23600余片,以及北京三时学会、苏州洞庭西山只树庵、常州天宁寺等处经版,总计达15万片之多。金陵刻经处现在流通的书籍,大都是利用旧有经版刷印而成的,“刻板”工艺多用于对残缺经版的修补。值得一提的是,在2000年至2009年间,金陵刻经处全新刻板印制了《西源录》、《华岩寺志》、《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等书,并首次采用传统工艺出版了当代学人著作《瑜伽师地论释宗本疏》、《金刚般若经疏科释》、《坛经赞之五玄要义》、《雪峰义存法嗣行录汇考》等,实为在保持传统、探索发展的进程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006年5月,“金陵刻经印刷技艺”被文化部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其后又陆续被确认为江苏省省级、南京市市级及白下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而金陵刻经处高级雕刻工马萌青,也被江苏省文化厅确定为“第一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前夕,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南京金陵刻经处与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四川德格印经院捆绑申报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被审议并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自此,金陵刻经处成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保护单位之一。

　　“仁山秋逸,彻内外竟无差别;刻经讲学,着文字妙有般若。”具有140多年历史的金陵刻经处,在新社会、新时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它必将继续秉承“流通功德藏,接续人天师”的宗旨,在昌隆佛教、弘法利生的同时,把“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