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欧美的佛教研究

　　李四龙

　　1945—1980年，这是欧美佛教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期，学术中心开始从欧洲向美国转移。新—代的佛教学者迅速成长，为80年代以来北美地区佛教研究的持续繁荣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战以前形成的二大学派，此时只有法比学派仍然非常活跃，他们的研究范式普遍影响了当时的西方佛教学者，在战后的这二、三十年间迎来他们最为鼎盛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在中国佛学的研究方面，可以说是进入了全盛时期。30、40年代奥贝米勒、舍尔巴茨基相继谢世以后，列宁格勒学派实际上宣告消亡。二战早已使英德的学术交流合作成为不可能，旧英德学派已不复存在。

　　法国学界编辑出版的三本佛学刊物，颇能反映他们当时佛学研究之盛：1．在1928-1958年间编辑的《佛教书目》。这份杂志最初由曾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的培其尔斯基(1885-1944)主编，后来由着名藏学家拉露(1890-1967)继任。该刊汇集了欧美以及日本学者有关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的研究论文目录，文献价值极高。受二战的影响，该刊实际篇幅从1928年到1947年，即第1期到20期，只相当于从1950年到1958年后面11期杂志的一半。拉露的去世使该刊停刊。2．《汉学与佛学丛刊》：比利时汉学研究所主办，由着名的比利时佛教学者布桑在1931年创刊。这份刊物是系列出版物，不仅有论文集，而且还有专着，涉及的内容包括汉学、佛学、藏学及蒙古学等，至今已出版28卷。1939-1945年，二战时只出版一期(第7卷)；战前基本上是年刊，战后差不多是3年出版一卷，较多的情况是出版佛学专着。3．《法宝义林》：这份佛教的百科全书性刊物或辞典，最初由法国的两位佛教学者列维、戴密微会同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1866-1945)在1926年发起。1929年创刊出第一卷；1930年第二卷，1937年出第三卷。从1962年起戴密微主持总论，1967年出版第四卷；1978年第五卷，1983年出版第六卷，1994年出版第七卷。创刊的原意是要向印度佛教学者介绍汉文佛典，现在成了研究汉传佛教必备的佛学工具书。该刊以法文字母为序，迄今所出的七卷，出版到法文字母O。其中前三卷基本是由戴密微一人主笔。

　　从以上三份刊物来看，战后法国的佛教学术界，首先是全力恢复战前的研究传统，仍然偏重于佛教文献学的学术传统。1979年戴密微去世，高产的拉摩1983年与世长辞，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法国佛教学术界整体实力，此后，法国最有影响的佛教学者应是谢和耐，但他后来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中国文化史。目前从法国学术传统培养出来的最有知名度佛教学者，应是傅瑞，但他本人已到美国任教，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哲学与文化史的视角，已偏离了佛教文献学的思路。

　　德语学者的精力更多地集中在梵语佛典文献方面，特别是在中亚佛教的研究保持领先地位。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残卷的顶级专家瓦尔施密特(1897-1985)是吕德斯的学生，也是我国着名学者季羡林先生的老师。他从1965年起编辑出版了《吐鲁番的梵文写本》，这套丛书到2000年共出8卷；1994年德国山版了《吐鲁番出土佛典与说一切有部典籍的梵文词典》八卷，这两套丛书都是先由瓦尔施密特主持，最终则由贝切特完成。文献学的传统与德语国家自身的哲学传统相结合，在维也纳大学，以傅劳瓦尔纳(1898—1975)为首，最终形成了“哲学与文献学双轨并重”学术传统，这是战后德语学者最重要的方法论转型。傅劳瓦尔纳继承了俄国学者舍尔巴茨基传统，主要研究陈那与法称的佛教逻辑。弟子也从事这些领域研究，但更偏于文献学的传统。

　　当前还在德国学界活跃的佛教学者施密特豪森，则较好地继承了“哲学与文献学双轨并重”的传统，他的《阿赖耶识：瑜伽行派哲学中心概念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是一部公认的学术经典著作。

　　孔泽(1904—1979)是英国战后最着名佛教学者，他实际上是德国人。他的重点是大乘般若经文献研究与英泽，这些著作现在是般若经研究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料。但孔泽在以注重南传巴利佛教的旧英德学派，无疑是一个歧出的异类。英国在战后仍然延续南传佛教研究的学术传统，“巴利圣典学会”始建于1881年，在巴利佛典的整理与研究论着的山版方面继续做山重要贡献。不过，贡布里奇等新—代英国学者转而倾向于关注南传佛教国家社会史研究。

　　这个时期藏传佛教的研究陡然升温，像意大利学名图齐(1894-1984)等在战后非常活跃。匈牙利人高露士虽然在19世纪30年代奠定了西方藏学的基础，但这个领域总体上较受忽视。1959年达赖出逃时携走了大量图书、档案与文物，不少国家相继设立藏学研究中心。60年代办以后，藏学研究被列入美国国防教育法案(NDEA)计划，洛克非勒基金会还资助了华盛顿大学、慕尼黑大学、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荷兰莱顿大学等七个藏学研究中心。1961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南亚系设立佛学研究机构，成为全美第一个佛学博士学位的授予点，藏传佛教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美国年轻的藏学家纷纷前往印度等地接触藏族喇嘛，这批人在80年代以后成为北美佛教学术界的骨干力量。

　　美国在战后成为世界强国，随之而来的“冷战”致使佛教研究服从于国际政治的需要。在学科的划分上，佛教研究在美国不再局限于文献学、宗教学或思想史，而是兼顾“地区研宄”，更多地要从社会史、政治史等社会科学的角度切入，关注佛教在东方社会的功能及其在西方社会的思想价值或政治利益。涉及佛教研究的机构， 自然也如雨后春笋在美国纷纷成立。美国取代欧洲成为新的学术中心，到80年代几乎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