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教近几年来的蓬勃发展，既快速又显着，并且是民众在生活上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得到的具体事实。

　　的确，在台湾，近十年来，特别是在民国七十六年政府宣布解除戒严以后，随着各种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台湾佛教界举办的各种宏法活动和慈善救助事业，相对地显得突出，并且深获肯定。不像过去被视为遁世和迷信。

　　例如创办佛教慈济功德会和慈济医院的台湾籍尼师证严，目前不但拥有超过二百五十万人以上的赞助会员，她的书《证严法师静思语》，自民国七十九年十一月起发行，到隔年的六月间即印行了一四o版，共售出了二十八万册之多。除此之外，民国八o年七月，她更获颁一九九一年“麦格塞塞奖”的“社区领导奖”。获奖的理由，是因她“唤醒了台湾现代社会对古代佛教教义所蕴含的同情与施舍心的再认识”。此项有“亚洲诺贝尔奖”的颁发，不只肯定证严法师的佛教慈善事业，同时也意味台湾佛教在国际社会的被肯定。

　　但是，要知道，慈济功德会的成功，是和台湾佛教的整体发展有关的。而台湾佛教的发展，又和战后四十年来岛上的政经大环境变迁有关。

　　根据目前学界的调查资料显示，台湾各种现有宗教的发展，不论奉上的或外来的，在民国六十年到七十年之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型期。民国六十年以前，台湾还未退出联合国，中美双方签有协防条约，台湾在美国军事和经济的双重援助下，不只维持了台湾政经环境的长期稳定发展，在宗教发展上，也冈教会代发美国战后剩余援外物质，以及以欧美文化意识形态为主导趋势的长期影响，而使和这些条件相关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有相对优势的发展。从教会人口的统计数字来看，信徒的快速成长，也出现在此一时期。民国六十一年以后，因主客观环境的变化，不但本土意识逐渐抬头，外国教会的发展势力亦随之衰退，呈现长期的停滞现象·，迄今仍无大改变。

　　相对于此，台湾佛教的快速成长，虽可溯源于民国五十五年左右，但真正显着发展，仍要到民国七十年以后。为什么中间有十几年的转型期呢？

　　首先，台湾佛教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信徒的捐献，而信徒能大量捐助款项给寺院，需得本身经济宽裕才行。这种经济条件的转变，是民国五十五年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从此以后，由于就业机会增多，人口的流动性大，都市化加深，心灵的疏离感也相对强烈。因此，吸收外地信徒，以形成大道场的宗教条件，才逐渐具足。例如星云法师的佛光山，是远在高屏溪中上游的大树乡，和大都会区的高雄市或台北市，都距离相当遥远。但是，他不仰赖当地信徒的经济支援，反而设法让包括台湾全岛各地的都会区民众，来到偏僻的佛光山，参与精心设计的宗教活动并成为佛光山的忠实信徒。这当中的发展，也耗时多年才成功。

　　花莲的慈济功德会，创立的年代，也在民国五十年代中期。但真正的快速成长，要到花莲慈济医院的兴建以后。而这已经是民国七十五年左右的事了。

　　像星云法师的佛光山要靠外地信徒协助，再加上多年努力才成功，证严法师的慈济事业，也靠遍及台湾全岛、乃至海外的华人区的捐款赞助，才能有今天的大规模发展。

　　但是，这种吸引大量信徒的魅力，又来自何处呢？能熟练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的钜大影响力，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所以在早期发展的阶段，不论星云法师或其他法师，都重视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以及设法扩充本身拥有的传播上具。因此，在台湾，善于通俗演讲又拥有传播工具者，较容易崛起。即使本身是以惮修闻名，或以灵验感召，都不能例外地，要设法取得大众传播工具的协助，而后才能形成“大师级”的偶像人物。可见魅力和知名度相关。

　　就发展趋势看，台湾佛教是都市重于农村，女性多于男性，较高的文化区盛于较低的文化区。这样的佛教发展，是因都市民众的较强疏离感，能吸收大众媒体的佛教信息，以及时间和经济都许可才形成的。在出家众方面，也是女性占绝大多数，她们是台湾佛教各寺院的主力干部、经济大臣和庶务专家。这也是亚洲佛教史上罕见的宗教现象，是台湾地区特有的佛教文化所形成的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大型的法会上、教师的夏令营上、慈济委员等，都是女性多于男性。台湾的佛教界，其实是表面以男性法师为主，而大权在握是女性。

　　但，这难道和女性的教育水准提高、经济能力佳和自屯性的意识高涨无关吗？答案是有关的。

　　台湾的人口节育计划，举世闻名，但子女数减少的结果，使男性出家者阻力相对增大。台湾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使女性出家人具备了吸收佛教知识的基本能力。普遍的各种就业机会，使得女信徒护持女性出家人变得较过去更容易。而女性的温柔、细心和耐性，将佛教的大众化形象及社会服务的功能，大大地提升起来。

　　以上提到的佛教文化的特质，就是推动当代台湾佛教蓬勃发展的背后原动力。

　　但是，从民国六十年以后，为何台湾佛教的发展，最受到社会的注㈠呢？是不是其他宗教都不能有作为呢？

　　其实，在民国六十年以后的十年转型期间，一贯道的势力发展，更为快速惊人。特别是它利用了大专院校在外住宿生的伙食问题，将宗教信仰顺利传人大专生的生活圈内，从而培养了更多的高级宗教新血，为民国七十年以后急遽变动的台湾社会，添加了一股新生的宗教力量。佛教在大专院校的发展，也是费尽心血，而时间要早得多。

　　不过，佛教采用的方式，是提供大量的佛教奖学金，让大专学生申请。其条件除学业和操行成绩的规定之外，还要写佛学论文，或学佛的心得报告。同时也从台大开始，在各大专院校，成立学生的佛学社团。两者的结合，使大专生接触佛教，乃至成为信徒或佛教学者的人数，日益增多。但是，在民国六十年以前，相对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校园优势，佛教的社团影响力，只能说略有起色。

　　后来，随着台湾的退出联合国，中日断交，中美断交，政治强人相继谢世，本土化的呼声日益响亮。这时佛教和一贯道之类本上化色彩较强的宗教，便日渐活跃了。

　　促成台湾佛教日渐发展的因素，除上述外，也必须注意到民国七十年以后的社会变迁。因六十年代外交中挫，并未造成台湾经济发展的崩溃，民众依然有富裕的经济生活;到七十年后，随着社会运动的日趋频繁，以及解严后各种团体组织管制的放松，于是在佛教界逐渐形成新理念的人间佛教运动，而使佛教的各种活动和思想，更深入地和社会大众的生活内涵相结合，并开启了新的佛教面貌。

　　由于解严之前，中国佛教会是唯一的中央领导组织，并受执政党的幕后指挥，导致各地方的重要佛教道场，日渐和中央组织疏离。解严后，组织自由化，于是原先体制外的组织，变成合法化，并迅速发展为庞大的组织。例如国际佛光协会和慈济功德会，都不受中国佛教会指挥，而如今势力的发展，远远超过中国佛教会，使后者几近瓦解。

　　另一方面，印顺法师的卓越佛学着作，提供了知识份子接触较人间化佛教思想的途径，和佛光山星云法师的注重服务面的人间佛教理念，形成互补的作用。透过佛教媒体的强力宣传，使得佛教徒比较从前更能注意社会问题，冈此关怀环境、净化选举等活动，也成了佛教徒的共识。

　　总合以上所论，台湾佛教的现貌，是由几个阶段的外在环境变迁和佛教界的多方努力，才能形成如此蓬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