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当代的佛教学术圈，虽然并不缺乏学有专长的佛教学者，但是，要像现年（至一九九一）八十六岁的印顺老法师那样，几乎受到僧俗两众一致推崇的佛教学者，并仰之为当代佛学最高权威者，可谓绝无仅有。

　　虽然在世俗名声上，他比不上南部佛光山的星云法师，甚至也比不上他门下的证严法师；但是，在真正的佛学研究圈里，却唯有印顺法师一人能具有一言九鼎的公信力。也因为如此，在台湾的佛学界居然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即：有不少佛教道场，经常会对外界表示，他（她）们是奉印顺为“导师”的；而印顺的佛学见解，就是彼等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换句话说，在当代台湾的佛教学术界里，挂印顺的“招牌”，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流行。

　　本来，佛法的流布，就是要深入广大社会的，并非只是出家人自己关起门来说说而已。所以当年佛陀在菩提树下悟得无上的解脱道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游走四方，传播所悟正道；不拘对象，不论种性、贫富、贤愚，凡有所求法者，无不一一为其决疑和开示，务必使其蒙受法益而后已。总计佛陀从三十五岁悟道到八十岁入灭的四十五年间，弘法利生，即是他行道的主要宗旨，也是他实践佛法的主要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年八十六岁的印顺法师，自廿五岁出家以来，就在佛法中熏习和成长；而自二十六岁撰写《抉择三时教》和〈共不共之研究〉于《现代僧伽》以来，也已经历了六十个年头的弘法生涯。他的《妙云集》和其他多种杰出的佛学着作，质精量多，几乎涉及到经、律、论三藏的每一层面，堪称一套小型的“三藏”宝典，为传统佛学和现代佛教思想，建立起一条宽坦的沟通桥梁。对于这样的佛教高僧，身为佛教徒或佛法的爱好者，能阅读他的书、以研讨他的思想为荣，毋宁是很值得称许的。

　　但是，在最近一次（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日）聚会中，印顺本人都对我谈起他的着作被滥引滥用的情形。他还感叹早期来台湾，有心教却找不到程度好的学生来学习，以后又因身体弱，无法将内心所想的一一写出，因此他认为他在台湾佛学界的影响力一定很弱。当时在场的，还有来自台南妙心寺的传道法师。我们都是来参加福严佛学院的改建落成典礼，才与印顺法师碰上的。

　　当时，我曾表示：在台湾，他的书已成为当代知识份子，要接触佛教思想的最佳媒介。即连一些新儒家的年轻学者，也多多少少读过一些。因此他的佛学影响力，是无可置疑的。然而，真正能对他思想作深刻掌握的，并不多。换句话说，当代的台湾佛学水准，尽管有印顺的着作可读，由于理解不精确，很难评估提升多少。这样的状况，到底要怎样扭转，便值得探讨了。

　　行笔至此，可能有些读者会问：本篇文章的重点，按照书中的原构想，应是谈一谈所谓“当代侠客”角度的印顺法师。如今怎么能脱离主题的线索呢？

　　其实并非如此。我是另有我的内在考量点。

　　我前面之所以要叙述印顺对当代台湾佛教界影响的矛盾现象，真正的用意是，藉此可以导出相关的主题，亦即我们其实可以由此发现，整个台湾佛教界的学术水准，并不如想像中那样高，而事实上这又是印顺在台湾已经经营了将近四十年的结果。可是他的努力是何等地艰辛、何等地不易。也唯有如此，方能凸显出他作为佛教界“当代侠客”的特质。否则他既非街头运动的健将，也不曾为某种重大佛教事件而挺身救援，我们又如何去界定他是“侠客”？

　　换另一角度来说吧！我知道有一些佛学界亲印顺的同道，相当同情民国四十二年到四十三年之间，印顺因《佛法概论》被检举为“为匪宣传”的这件事。甚至有些学者，还把此事当作印顺遭受保守派迫害的实例；同时也批判包括慈航法师在内的教界领袖。于是有个新的研究结论被提出：认为台湾光复的佛教发展，所以在水准上未大幅度地提升，是由于印顺受迫害，以致失去其领导性的地位，连带也丧失原可循印顺思想发展的大好机会。总之，在《佛法概论》这件事上，印顺不但被当成受难的英雄，也使保守派必须担负了佛教发展落后的严重责任。

　　然而，我们如果环绕着这件事打转的话，可能对整个印顺的时代角色与地位，会判断不清。因为从事件的过程来看，印顺并未被关，或被逮捕，甚至连限制行动的禁令也未发出，仅是在处理上，有警总和党部介入，且要求对某些关于北拘卢洲的描写作修改而已。其后印顺在经营道场和弘法活动上，一点也未遭到官方的干涉。所以我们如果太过强调此事的迫害性质，则有可能会误导判断的方向。作为一个现代佛教学者，在观察此一事件的本质时，不能太感情用事，应该用较深广的视野来分析才对。这是我在展开以下的说明之前，首先要强调的一点。

　　我们要证明印顺是否为一位“当代侠客”，其实可以从他在心智上的伟大创造，以及对人间苦难的关怀这两点来评估。

　　就第一点来说，我曾在〈台湾当代最伟大的佛教思想家印顺盛正〉一文，提到：“印顺法师的最大贡献，是以此三系（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的判教，消化了日本近代佛教学者的研究成果，融会自己探讨的资料，而以流利的中文撰出清晰可读的现代佛学作品。迄今为止，他的确代表了当代中国佛学研究的最高峰，台湾近四十年来的佛学研究，抽去了印老的着作，将非常贫乏，可见其份量是超重量级的。”另外在〈孤独的佛教哲人〉一文中，也提到：

　　像这样的佛学专家（印老），却是长年身体虚弱，不断地和病魔抗争，几度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他的心力之强，心思之邃密，心智之清晰，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假如人类的伟大性，是指人类对内在脆弱性的强化与不断地提升，那么像印顺这一坚毅的创造性表现，实在是相当不易的。

　　况且，在这一心智的伟大创造背后，印顺又具有关怀人间苦难的强烈取向。可以说，他对佛法解脱道本质的理解，是界定在对人间为主的强烈关怀上。由于这样，他一方面极力探寻印度佛法的原始意义为何？一方面极力强调初期大乘是佛教真正解脱的精神所在。而这样的佛教思想主张，其实又和印顺的学佛历程，以及当时国家社会的危难局势有关。换言之，印顺在作为出家人的角色上，他不只是隐逸式的探求佛法而已，他在内心深处，始终和时代的处境有一密切的关联性。因而，他的着作内容，其实是以佛教的社会关怀，作为对时代处境的一种回应。

　　或许读者会嫌如此论述，太过空洞，底下再举实例说明。

　　我们在他的自传之文〈平凡的一生〉和学术史回顾的《游心法海六十年》这一小册子中，即可以看到他的长期治学，厥在寻求佛陀本怀，同时也可发现他对民族的尊严和时代的使命，抱持着一份强烈的关怀。例如他曾反对太虚弟子和日本佛教界过于亲近。他的理由是：“日本军阀的野心是不会中止的，中日是迟早要一战的。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佛教徒，应该爱护自己，不宜与特务化的日僧往来。”这是他从民国二十四年起，和太虚大师有一年多未交往的主要原因。到了民国二十七年冬天，中日战争已爆发，全国上下正努力对日抗战，面对此一国族危难，他眼见广大的佛教信众，无以解国族之急和圣教之危，于是他深切地反省佛教的过去与未来，想探明问题出在哪里？而当时新儒家的大师梁漱溟在四川缙云山与他谈到学佛的中止与时代环境的关涉时，更令他思考：“是否佛法有不善之处？”然后在《增壹阿含经》中读到“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的句子，知道佛陀的本来教法，就是以人类为本的。他因能找到“人间佛教”的法源，的心为之欣喜、热泪为之夺眶而出！

　　从此以后，揭橥佛教的人间关怀，即成为他的为学主要方针。一度他甚至不惜为此一主张而和太虚大师有所诤辩。由于这是他亲探经藏原义而后才确立其坚决主张的，因此他敢于喊出：“我不属于宗派徒裔，也不为民族情感所拘蔽。”他并且提到他的治学理念说：

　　治佛教史，应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记得过去的兴衰教训。佛法的信仰者，不应该珍惜过去的光荣，而对导致衰落的内在因素，惩前瑟后吗？焉能作为无关于自己的研究，而徒供庋藏参考呢！

　　所以佛法的研究，对他而言，是具有时代的使命感的！

　　而他日后来台湾所写的庞大着作，也都具有像这样的关怀在内。因此要理解他的思想，即必须将他的思想放在时代的大架构中来理解。否则是掌握不到他真正的思想特质的！

　　但是，他的研究，尽管文献解读精确、立论严谨、证据充分，可是由于他同时也吸收了不少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诠释上便和传统的佛教僧侣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例如他重视原始佛教，他的《佛法概论》一书，即是以原始佛教的经典为主要内容。可是对传统派的中国僧人而言，《佛法概论》其实是小乘的佛法；而流传在中国的传统佛法却是以大乘佛法为主。他们视大乘佛法为佛陀的成熟教诲，视原始佛教为不了义。如此一来，双方在认知上产生了钜大的冲突。于是印顺便遭到了长期的批评。他在《法海微波》〈序〉中有一段沉痛话，提到他的作品遭遇和失望的心情。他说：

　　（从）民国二十年，我写下了第一篇──

　　《抉择三时数》，一直到现在，记录的与写作的，也不算少了，但传统佛教界给予的反应，除极少数外，反对、不满、厌恶、咒诅、都有口头传说中不断流行，这实在使我失望！

　　这是他在民国七十六年所写的感叹之辞，离他写第一篇文章的时间，已经过了二分之一的世纪有余。他其实是很欢迎公开批评讨论的。例如他曾因唯识新旧译的问题和守培笔战，因三系判教的问题和默如笔战等，都是相当精彩的。可是佛教界能有实力和他公开讨论的，毕竟不多。即以南怀瑾这样有声望的学者，一旦涉及《楞严经》被批评为真常唯心的道理时，他竟指批评者根据日本式的佛学研究，“由学取巧”、“舍本逐末”、“不智之甚”！他虽未指名是印顺，但三系判教，以真常唯心判如来藏系正是印顺本人，所以南氏实际是未指名的批判印顺。——这还算客气的！

　　事实上，印顺在台湾所遭受的批判，远比南氏所指责者，要严重多多。除了他的《佛法概论》被指为“为匪宣传”外，他的《净土新论》被反对派大批放火焚毁，他获颁日本大学的博士学位被围剿为“有损清誉”。其中关于《佛法概论》事件，尤其令印顺耿耿于怀。他在《平凡的一生》中，详细交代经过，并点出他来台湾进驻善导寺，以及占了赴日代表的名额，是整个事件的内在主因。但是，他似乎忽略了思想上的差异，才是根本原因所在。例如他提到“漫天风雨三部曲”，其一是围剿圆明、其二是慈航为文批他、其三是反对派向政府检举，而其中一和二即是思想上的差异所引起的。并且在政府不追究《佛法概论》的思想问题之后，印顺长期在台湾和传统派隔阂的，仍是思想的歧异，而非利益的争夺。——为甚么呢？

　　因为印顺批评传统佛教，从天台宗到禅宗和净土的思想，皆在批判之列。就天台宗言印顺指出智者大师的空、中、假三谛，非龙树《中论》本义。在禅宗方面，他指出印度禅法被“中国化”的过程，以及中国禅宗人物重视修行、急于证悟，却忽视三藏经教和未能多关怀社会的缺失。至于净土思想，他则批评弥陀思想受太阳崇拜的影响，以及此一思想太偏于死后的关怀等。凡此种种，都是极革命性的批评，因而引起反弹，毋宁是理所当然的。

　　从台湾佛教发展史来看，台湾光复后的最大变迁，应是佛教人间化的提倡。而在这一思潮之下，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活动形态。其中以着作为主，并且强调原始佛教和初期大乘的佛法为核心思想的，即是印顺法师的最大特色。至于像佛光山的“人间佛教”理念，则强调佛法的现代化、生活化，所谓“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服务”，因此佛法不分宗派高下地一概予以融通活用。在这一立场上，星云法师可说是太虚佛教精神的追随者；而印顺则是“批评地继承”了太虚的佛教思想。亦即，在法源上，印顺重视原始佛教和初期大乘，特别是以中观思想为核心，不同放太虚的法界圆觉思想；然而，太虚的强烈社会关怀，则印顺并不反对；所以他是“批评地继承”。这也是他和星云法师的最大不同点。他和星云法师也因此分别代表了台湾光复以来，两大“人间佛教”的思想潮流。

　　不过由于印顺法师来台后，一直缺乏资质好的弟子追随，“宏法、出国、建寺、应酬”这些事，他认为自己并不擅长。所以经过十三年的试验后（民国四十二年至五十三年），他决心丢下一切重温昔愿——专心地研究佛法。于是他宣布了如下的决定——

　　〈举偈遥寄，以告谢海内外缁素同道〉

　　离国卅五载，来台满一纪。风雨怅凄其，岁月惊消逝！时难怀亲依，折翮叹罗什，古今事本同，安用心于悒！

　　愿此危脱身，仰凭三宝力；教证得增上，自他咸喜悦！不计年复年，且度日又日，圣道耀东南，静对万籁寂。

　　这是文辞典雅、意境幽远的诗偈。也是来台僧侣中，最不寻常的一次文学创作（尽管原意非关文学）。印顺举鸠摩罗什和真谛来中国后的不如意为例，以抒解他来台后的诸多不顺遂。同时也流露出他愿独自研究佛法的强烈心声！

　　的确，他后来所写的杰作，像《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中国禅宗史》、《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和《空之探究》等，都是这一决心和努力下的研究成果。这一成就，不要说一般体弱多病的学者不可能，就是健康良好、时间充裕的一般佛学专家，也办不到。而印顺居然以危脆之身办到了。这不能说他只是学问的才情好，应该说：他有大悲愿，他有强烈的时代关怀和使命感，才能使他作出如此了不起的成就！就这一点来说，他实堪称“当代侠客”而无愧！

　　但是，他也有寂寞之感。他曾在民国七十七年十一月，于《当代》第三十期，发表了一篇《冰雪大地撒种的痴汉》，以酬答我在同刊物所发表的〈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新动向〉一文。他除了补充一些看法外，对于我提到他的佛教思想，在台湾环境中所出现理想与现实的差异，也颇有同感。可见他对知音的缺乏，是甚感无奈的。这也印证了在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印顺对他的思想的流布状况，始终怀着两难之心；既希望被人接受，也担心被人误解用。所以今后在台湾，印顺法师的思想要如何理解和实践，应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但愿他的一生，并非以寂寞的“当代侠客”作为终结！且让我们拭目以待！（本文经印顺法师本人过目）（编按：本文收入《当代台湾侠客》，该书将由东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