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一语,在近世中国佛教徒中颇有被降格滥用之嫌,甚至被当作对比丘尼的专称。其实,大师(梵语Wastr)在佛教中本是一个相当高级的称谓,按《本事经》解释,是指证到须陀洹果以上直至佛果的圣僧,此等人出现世间,以佛法的智慧化世导俗,令诸众生得无量义利安乐,万世师表,故称大师。《瑜伽师地论》卷八二:“能化导无量众生,令苦寂灭,故名大师;又为摧灭邪秽外道,出现世间,故名大师。”大师又为菩萨的德号之一。中国佛教界历代被尊称为大师者,如道安、僧朗、慧思、智者、吉藏、玄奘、惠能、善导等,日本的最澄、空海、圆仁、圆珍,及民国的太虚、印光、弘一,皆是影响巨大、堪为万世师表的法门龙象,多属某一宗派的重要祖师或为弘扬佛教作出巨大贡献的祖师级人物。当今佛教界,真正称得起大师尊号者,当推星云和尚为第一人。
愿力宏伟,慈悲广大,佛学渊深,解行相应,智慧明睿,辩才无碍,这些佛教大师一般应具备的条件,星云和尚可谓当之无愧。与历代大师们相比,他还有其特出的品格、胆识、才干,及特别辉煌的业绩:他极善于针对现代人的机宜说法讲演、撰文编书,深入浅出,隽语连珠,把艰深的佛法从寺院藏经楼中解放出来,化为汩汩法水,滋润人们焦渴的心田;他是位佛教革命家,极富革故鼎新的胆略、勇气和开拓精神,极多新的创意,已写下了台湾佛教史上的五十多个第一,其中许多实际上是中国佛教史乃至世界佛教史上的第一,赢得“佛教的马丁·路德”、“佛教的创意大师”之誉;他极善于创业经营,具卓越的领导、管理、组织能力,所开创的佛光事业,已经是道场遍五大洲、信徒逾百万众,为佛教树立了千秋典范。
诚如张培耕《以二十年的时间读一个人的感想》所说:星云大师“是中国佛教界第一位足以与其他宗教分庭抗礼,而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佛教争一口气的人”。[注1] 弘一大师曾称赞印光大师为“三百年来一人”,从弘法愿力、革新创意、经营才干、辉煌业绩及与时俱进的精神来看,星云大师起码可称佛教史上的“千年来一人”。末法苍茫之际,厄难重重的中国佛教界,能出此等伟人,亦佛法之一大不可思议,乃我等炎黄子孙的一大荣耀!
星云大师的辉煌业绩,以其振兴佛教以利人济世、令“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菩萨悲愿为用之不竭的动力,而其所说所为,表现出一种鲜明的主导思想:人间佛教的宗旨。人间佛教,在世人心目中已成为佛光山上高扬的旗帜。
人间佛教,并非星云大师所首倡,他被称为人间佛教的实现者。他弘扬人间佛教不遗余力,使人间佛教真正成为千百万人的生命实践,并凝固为有目共睹的硬体软体;他很好地表述了自己人间佛教的主张、思想,是人间佛教理论的三大重要建构者之一(其余两位为太虚、印顺)。他有《人间佛教的基本思想》、《如何建设人间的佛教》等专论,编有《人间佛教》专书(《佛教丛书》之十)三十余万言,系统阐述人间佛教思想,内容颇为丰厚全面,其他大量演讲、文章、日记、格言、文艺作品中,也多处论述人间佛教,在在闪耀著人间佛教思想的智慧火花。正如他所自言:“人间佛教,不但早在我心里,在我的行为里,也时时在我的思想里。”甚至可以说,星云大师的所有著述,所有业绩,皆以人间佛教为主题,构成了博大精深的“星云人间佛教学”,在佛教思想史上树起一座丰碑。
笔者孤陋寡闻,近几年才有幸拜读星云大师的主要著述,对其中表述的人间佛教思想至为服膺,深受启迪,有闻道恨晚之叹。本文作为一篇学习大师著述的总结报告,想对自己所见闻解知的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作一番梳理,以供想了解大师的读者参考。
关于人间佛教,大师曾归纳为人间性、生活性、利他性、喜乐性、时代性、普济性六大特性[注2],实则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特质和要点,不止于这些。本文拟从十个方面谈谈大师人间佛教思想。
一、从太虚人生佛教到星云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源于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的领袖太虚大师(一八九○~一九四七)于民国初年提出的人生佛教,为青年太虚轰动一时的“三佛革命”口号中“教理革命”(初称“学理革命”)的主题词。太虚以“人生佛教”为题,陆续发表过一系列讲演、文章,以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俭德储蓄会所讲《人生的佛学》阐述人生佛教之意趣最为系统。一九三三年十月,太虚在汉口市商会作《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讲演,反响强烈。“人间佛教”与“人生佛教”大旨略同,其区别主要在人生佛教重在从个人信仰的角度著眼,人间佛教则重在从人类社会的角度著眼。一九三四年。由太虚大师创办的国内最佳佛刊《海潮音》特出“人间佛教号”专刊,发表了有关人间佛教的文章十八篇,作者皆为当时僧俗中的俊彦如大醒、竺摩、岫庐等。人间佛教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的一股新思潮,获得不少佛教徒和社会人士的赞同。
抗战期间,曾就读于太虚所主持的闽南佛学院的慈航法师(一八九五~一九五四)在星洲创办《人间》佛刊,浙江缙云县出过《人间佛教月刊》。太虚门人法舫在暹罗讲说人间佛教,撰有《依圣言量来建设人间佛教》等文。一九四四年,太虚大师汇集他历年来关于人间佛教的著述,新撰代序,编为《人生佛教》一书出版,系统阐述了他的人间佛教思想。在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之同时,湖南顾净缘居士提倡“人道佛教”,湖北陈耀智居士提倡“人间佛学”,其精神皆与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相近。
太虚大师提倡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本质上是一场思想革命,其出发点是对明清佛教“非人间性”之弊病的反省批判。宋代以来,中国佛教在封建专制及与之相应的儒家文化专制的环境下,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被迫定位于专管出世,逐渐形成了隐遁山林、超尘避世的清高性格。如太虚大师在〈人生佛教的目的〉一文中所说:“旧行之佛教,厌离现实人生之心切,每重求后世之胜进或无生之寂灭”,“每与现实脱节,不能圆显佛教之功效”。又顺应民俗信仰,以经忏斋焰、送死度鬼为职事,自降品位,蒙受低俗迷信之讥,太虚大师称之为“鬼本神本”的佛教。提倡人生佛教,旨在纠治明清佛教偏离佛陀正法的弊端,将畸重出世、鬼本神本的佛教引向以现实人生为本,强调学佛须先做好人,以佛陀本有的人乘正法为导,过好物质的、伦理的、精神的生活,发达人生,完善人格,由人而佛,所谓“人成即佛成”。人间佛教,则重在实践服务人群的“菩萨行”,“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建设“人间净土”。
太虚大师从教证、判教、修证、理想等各个方面,建构起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基本理论,开辟出佛教重兴的生路,其人间佛教思想影响了一代新僧和许多在家佛子,被不少人实践。几十年来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海峡两岸的佛教,基本上都是沿著太虚大师所开辟的人间佛教的路子行进的。当然,由于保守思想的抗阻,及时势环境的原因,人间佛教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与教理革命相表里的教制、教产革命的失败,大大遏制了人间佛教的推行。太虚大师在《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中将三佛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归咎于他自己性情气质的缺陷和实行能力的不足,他自信自己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与制度”。现在看来,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理论也尚未十分成熟,对运作上“必然遇到的不少问题,太虚只是提出了思路,未能解决。”[注3]
太虚大师的高足,目前尚健在的印顺法师,立足佛教学术研究,对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修正。印顺对中国佛教传统的反省较太虚更为彻底,对台、贤、禅等宗的理论基础真常唯心论及求至圆、至顿的倾向持批判态度,主张“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以龙树为菩萨典范,但须防梵化之机),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注4],将《弥勒下生经》中“不修禅定、不断烦恼”的弥勒比丘实为实践人间佛教的现代菩萨僧典范,为人间佛教标明了坚实的经典依据。印顺提倡的人间佛教不仅对治偏于死与鬼,而且对治偏于神与永生,并强调法与律的统一,注重集体、青年,在家信众。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对台湾乃至当今大陆佛教的导向,起了重大作用,为人间佛教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印顺法师受日本佛教学术研究的影响,严谨有余而圆融不足,正如大陆学者邓子美兄所评论:
从宗教社会学看,印顺的确把握了现代社会宗教需求的主流——理性化,但他对现代社会宗教需求的多元化似估计不足,其理性化也有绝对之嫌。……似乎也把他主张的人间佛教与中国化佛教的各宗派对立起来,轻忽了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现代化的可能,同时,也排斥了借鉴国外宗教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这样,反使人间佛教理论失去了应有的普遍意义。[注5]
另一方面,印顺法师是一位学者型的高僧,非长于经营而能将理论变为现实的人物。但适应现代社会的人间佛教思想,必然会展现其蓬勃生机,在台湾政治经济所形成的适宜气候条件下,终于在具备实行能力的星云大师、证严尼师等的努力下,变成了现实。
星云大师,正是太虚大师当年所期望的那种既长于理论和启导,又“实行和统率力充足”,堪以担当“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与制度”之重任的法门龙象,是在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僧中的佼佼者。他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战火中(一九二七)降诞于江苏扬州江都一个兼营小香烛铺的农家,其最初的佛教因缘与太虚大师颇为相似,都是受外婆笃厚信仰的熏陶,自幼持斋礼佛。他从小便经受了一个承担天降大任者必经的劳瘁痛苦之锤炼:“经年累月,三餐不饱”[注6],“多次在死亡的边缘游走”[注7],在日寇的枪口刀光下担惊受怕,深受少年亡父之痛,饱阅苍生罹难之苦,铸成了坚忍达观的性格,激发了救世济民的悲愿。十二岁出家后,受戒、参学、打七、作务,在传统丛林的大熔炉里历经十年淬炼,“接受善知识炎热严威的考验,也尝到寒冬冰雪般的严峻教化”[注8],养成了传统的衲子本色,既继承了宗门丛林的优良传统,又深切认识到传统佛教积弱不振的诸般弊病。在有“佛教之北大”之称的焦山佛学院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国文基础,初露擅长写作的头角,与同学创办《怒涛》月刊,主编《徐报》副刊《霞光》,投稿江苏地方报纸,以文字弘法。这期间,他接受了太虚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以满腔青春热血,发下了振兴佛教的宏愿,“爱教热忱、护教勇气在心中翻腾,每次自问:兴教度众,舍我其谁?一股沛然之气涌上胸怀。”[注9]其家师志开上人之重视经营,创办学校、农场、染织厂等实业的作风,对他也有很大影响。
太虚大师是当时青年衲子心目中的导师,星云非出太虚门下,只见过太虚两次面,听过一次开示,但他读过很多太虚著述,对太虚大师由衷敬仰,引为楷模,实际上是太虚大师未竟志业的忠实继承者。星云大师多次谈到对太虚大师的景仰和对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的认同,如在纪念太虚大师八秩诞辰会议上的讲话《浩浩乎,巍巍乎!》中说:
大师是我向所敬仰而崇拜的长老,大师的人格与德业,慈心与悲愿,一向是我所倾慕而愿意效法的。[注10]
后来回忆往事时,他说:
我从小出家时,就一直希望能有一位领导者能让我追随效法,当时太虚大师有感于中国佛教的积弊甚深,所以极力推动教制、教理、教产改革,他的悲心愿力,他的深厚学养,他的热忱为教,他的勇于承担……在在都成为许多青年僧伽心目中最景仰的对象,虽然我只有亲聆教诲一、二次,但心常向往之,甚至经常想到:如果有一天能为他效命,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注11]
太虚大师对佛教提出的兴学理念:“教产革命,教制革命,教理革命”,成为我最早心仪的复兴佛教之不二法门。[注12]
一九四六年七月,太虚大师在镇江主持“中国佛教会第一届会务人员训练班”,星云得知消息,毅然放弃出家以来好不容易获准的第一次探亲机会,争取参加。他在《往事百语》中回忆说:“大师在会中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要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撼。”
星云认准“人间佛教”为“复兴佛法的根本”,为之奋斗不已。一九四七年,太虚大师圆寂的噩耗传来,年轻的星云“如遭晴天霹雳,镇日失魂落魄,顿感前途一片茫然,犹如日月无光,大地一片漆黑,不知何去何从。”[注13]刚踏出佛学院大门的星云,眼见佛教地位的低落、社会的种种危难,耳闻众生痛苦的呼喊,怀著满腔改革振兴佛教的热忱,投入太虚所倡导的人间佛教之实践。他先担任了宜兴地方国民小学校长,辛勤培植祖国的花朵。鉴于太虚大师的三佛革命因无自己的地盘而功败垂成的教训,他与同学智勇等欣然接受南京华藏寺,作为改革佛教的基地,制定生活规约,整顿道风,结果惨遭失败。一九四九年,他组织僧伽救护队,率队开赴台湾。
到达台湾后,目睹当地佛教比大陆更形低落,民间信仰神佛不分,低俗迷信,星云“更觉得唯有太虚大师的那句‘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才足以振衰起弊。挽救颓势。”[注14]《往事百语·错误不能一直下去》一文中,他回忆年青时的心路历程说:
历经大时代的变迁,在一番身心洗练之后,我逐渐厘清佛教未来的方向,立志效法六祖惠能大师和太虚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破除积弊已久的观念及措施。
从读佛学院时期便接受了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洗礼的星云,一走上弘法之路,虽然仅二十岁左右,而已是一个具有相当成熟的人间佛教理念和人间佛教的实行经验、宣传技巧的骁勇法将了。与亲出太虚大师门下的印顺长老相比,星云大师虽不以严谨的佛教学术研究见长,却在人间佛教思想和愿力、性格等方面更近太虚大师:都具有弘扬人间佛教于全球以拯救人类的宽广襟怀和国际眼光;都具有改革故弊、百折不回的勇气、锐气;都是立足于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从针治传统佛教的弊病出发提倡人间佛教;都具有通观全体佛教、洞察时代走向的远大眼光及融和诸乘诸宗的圆融精神。从思想和业行看,星云大师与太虚大师一脉相承,可谓真得太虚大师人间佛教之心印者。当然,两位大师在人间佛教思想和个人性格上也不尽相同。
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虽然以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理论为基点,但适应时代而有诸多发展,更加现代化、生活化,并且以饱含感情、多带诗意的现代语言予以表述。如果说,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只完成了理论建构的骨架,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则已是血肉丰满。至于人间佛教的实行,由时地因缘和个人性格才干的差别,星云大师显然比太虚大师更富创意,更善经营,更为成功,在他所创建的佛光山、国际佛光会范围内,真正实现了太虚大师所发起而未能成功的教制、教产、教理三大革命。正如两位大师的法号所寓意:“星云”虽与“太虚”一样无涯无际,而较“太虚”更具实在的内容与璀灿的光彩。
二、深符佛意的人间佛教
从太虚、印顺到星云大师,及大陆提倡人间佛教的赵朴初等大德,都一致标明:人间佛教并非新创作,并非仅为适应时机的方便,而是佛陀教法的原旨,是历代祖师所宗奉。溯源、宗本于佛言祖语,以阐扬人间佛教,建立根源性的依据,是大德们一致的做法。
星云虽然景仰尊崇太虚大师,直承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但他一再说明:“人间佛教不是太虚大师的创说,而是佛陀的本怀。”[注15]人间佛教的创始者是释迦牟尼佛,“佛陀所传的教法就是人间佛教,所有的佛教都是人间佛教。佛陀,道道地地是人间的佛陀;佛教,道道地地是人间佛教。”[注16]佛陀的所有教法,一切的佛法,都是人间佛教。提倡人间佛教,并非标新立异,亦非新立宗派,而是纠正过去衰落期的中国佛教、民俗佛教偏离佛陀教旨的倾向,拭去历史堆积在佛陀教法上的灰尘,回归佛陀时代,令佛陀的教法重现光明,使佛陀人间佛教的宗旨再度重光。佛光山之取名,大概即蕴含此意。
的确,从星云大师所弘扬、所身体力行的人间佛教内容看,几乎每一语皆可找到其佛典依据,每一事都表现出佛陀教法本有的精神,是道道地地的原本佛教,而非离开佛陀教法的新宗异说。古人有言:若“依文解义”,则为“三世佛怨”,若“离经一字,即同魔说”。用这个原则来衡量星云大师解说的人间佛教,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星云大师虽非死板地依文解义,却处处未曾离经一字。且看他所举人间佛教基本思想的纲目:
一、五乘共法是人间的佛教;二、五戒十善是人间的佛教;
三、四无量心是人间的佛教;四、六度四摄是人间的佛教;
五、因缘果报是人间的佛教;六、禅净中道是人间的佛教。[注17]
以上六条,无一不是原始佛教、大乘佛教经论中反复宣说的重要内容。人间佛教的内涵,又以“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行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佛光四句偈)总摄之,偈中所举四无量心、惭愧、报恩、大愿、忍等,皆大小乘佛典中常说的修持法门。所谓人间佛教的提倡,只不过是重新强调,号召佛弟子在人间的现实生活中,在社会人众中去积极实践佛陀所示五戒十善、六度四摄等法。
长期以来,许多信众只知仰求佛菩萨的保佑,把佛教当作保险公司,只知寺庙佛像、木鱼钟磬、诵经念佛为佛法,热中于经忏斋焰,而忘记了佛陀教法的主要精神,忽略五戒十善、六度四摄的修持,与社会脱节,从而引起社会人士对佛教的误解以至疏远、诋谤,导致佛教的衰落。欲图复兴,只有通过广大佛弟子力行佛道,以实际行动在民众面前展示佛陀人间佛教的本来面目,使佛教回归佛陀,重振生机。星云大师在多处宣讲的人间佛教的其他内容,诸如自利利他、忠孝、爱国、谦让、知礼、容忍、忏悔、俭朴、勤劳、公正无私、常乐知足、赞叹随喜、三轮体空、人间净土等,也无不本之经教。星云大师确信:“佛陀人间佛教的思想是亘古今而不变,历万劫而常新的真理。”[注18]
星云大师深入三藏,对佛教经典、戒律仪制、历史掌故相当熟悉,说法讲演,经常引经据典。他十分重视人间佛教的经证,尤其重视被学术界判为原始佛典的《阿含经》,特别是佛陀开示如何过好人间生活亲切周到,而长期被中国佛教界忽略的《善生经》、《玉耶女经》、《孛经》等。在他编著的《佛光教科书·佛光学》中,特列“人间佛教的经证”一课,选录佛言祖语之精华近百条,“为人间佛教的依据聊作指标,并为人间佛教的传承提供确切的证明。”其内容分为护生环保、管理教化、家庭人伦、断恶修善、理财之道、交友之道、养生之道、人间生活凡八类,所引经论有《法句经》、《阿含经》、《孛经》、《佛遗教经》、《六度集经》、《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佛医经》、《优婆塞戒经》、《心地观经》,《华严经》、《六祖坛经》、《大智度论》等数十种。
《佛教》丛书《人间佛教》册中,首列“人间佛教的经证”,列举二十八种经典中的佛言四十条,“作为我们奉行人间佛教的指导,说明释迦牟尼佛是为人间佛教的创始者,六祖惠能及太虚大师等皆为人间佛教的提倡者。”这四十条佛言,选自星云大师在中国电视公司讲说人间佛教时所列举的经证数千条。
星云大师不仅引证佛言祖语,而且经常讲说佛陀、菩萨、历代祖师和高僧大德们躬行人间佛教的身教。佛陀成佛后说法教化不倦,直到临终前还在教导弟子,及亲自托钵、洗衣、扫地、修门,为盲比丘穿针补衣、为病比丘拭洗敷药、为亡父扶棺送葬、为救故国而奔走等示范;佛弟子中,舍利弗兴建祗园道场,阿难侍奉释尊,迦旃延与人议论,富楼那到边远地区教化,优波离为人作务,周利盘陀伽拂尘扫地;中国历代高僧大德中,惠能大师之舂米碓房、混迹猎队,百丈禅师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沩山灵佑之合酱泥壁、挑砖砌瓦,仰山慧寂之牧牛、开荒,黄檗希运之开田、采茶,云岩昙晟之作鞋,临济义玄之栽松锄地,丹霞天然之除草莳花等懿行,是星云大师常讲的故事。在人间行道,“虽处居家,不著三界”的维摩诘居士,是星云大师一再倡导的人间佛教行者尤其是在家佛子的榜样。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的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是星云大师所树人间佛教精神的典范,他们本是中国佛教大德们从大乘经所说众多菩萨中所选出的最能代表大乘佛法的典型,是中国佛教徒乃至许多老百姓心目中的神圣偶像,遗憾的是过去人们只知朝拜四大名山,祈求四大菩萨,“每次朝山以后,悲智愿行仍留在山上,没有把它带入自己的心里来,以至于每个佛教徒的生活里没有悲智愿行,没有佛教。”[注19]星云大师认为这是佛教衰微的主要原因所在,他号召佛教徒将对四大菩萨的朝拜祈求转化为学习效法四大菩萨的实际行动,“应以观音的慈悲,给众生方便,为众生服务;以文殊的智慧,引导众生走出迷途,获得光明;以地藏的愿力,使佛法进入每个家庭里,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以普贤的功行,契理契机,随顺众生,行难行能行之事。”[注20]
三、以人为本的人间佛教
佛教本来是人间佛教,具有鲜明的人间性,是以人为本、以人间为本而非以天帝鬼神为本的。正如星云大师所指出:
我们知道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就是人间的佛陀。他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度化众生在人间,一切都以人间为主。佛陀为什么不在其他五道成佛呢?为什么不在十法界中其他法界中成道,而降世在人间成道呢?再深入来看,佛陀为什么不在过去时间、未来时间成道,而在我们现世的娑婆世界成道?[注21]
佛陀在我们这个地球人间成佛教化这件事,便是一次意味深长的现身说法,表明了佛教对人间的重视和对人身殊胜的肯定,说明佛法以人为本,以人间为本,佛道须由人而成。此中的道理,经论中解说甚明。既然佛道以人为本,则佛教的教化应从人类出发,关注人生,发达人间。然而,中国佛教长期以来存在著厌离人间的严重倾向,有悖于佛教以人为本的基本立场,如太虚大师所指摘:“鬼本神本”、“教在大乘,行在小乘”,如星云大师所批判:
过去关闭的佛教、山林的佛教、自了汉的佛教、个人的佛教,失去了人间性,让许多有心进入佛门的人,徘徊在门外,望而却步。[注22]
过去传教者鼓励信徒舍弃人间,抛妻弃子,入山修道,埋没佛教的人间性,致使佛教衰微,了无生气,是功?是罪?明眼人当可察知。[注23]
关闭的、个人自了的山林佛教,片面凸显了出世间的一面,虽不无超尘脱俗之高风,却因失去人间性,与世人普遍的人生价值观相左,无补于国计民生,曾不断遭受极重入世的儒家人士的排拒抨击,斥为“入家破家,入国破国”,使佛教难以成为中国的第一文化。时至近今,中国佛教的非人间性,更显出与时代潮流的难以合拍,只能使佛教自囚於越来越小的厌世阶层的圈子里,日趋衰萎。印顺法师认为,中国佛教的崇尚山林,是受了印度佛教中一部分苦行瑜伽僧的影响,又与中国老庄的隐遁思想相融和。星云大师指出,隐退山林,与明太祖对佛教的严格限制有直接关系。
中国传统佛教(应说明清佛教)失去人间性的另一表现,是重死不重生,度鬼不度人。学佛,在许多佛教徒那里实际上即是学死——学如何死得好,学死后如何到好地方去。人生的全部努力,似乎就是为一场谁也免不掉的死做准备,为了死后的胜进与永生。不修行者则依靠死后请人做法事超拔,送死度鬼,于是成为明清以来僧人们的一大职事,乃至赖以生存的手段。死亡与死后,从佛教教义看来,固然是做人应予考虑的大事,但将生与死、生死与涅槃对立,重死轻生,甚而为死误生,为死后的胜进牺牲现世的利益,则未必符合佛法生死涅槃不二、了死在于了生之旨,也极易招致世人的讥谤责难。太虚大师早就对“学死的宗教”作过尖锐批判,指出只要生得好,自然死得好。星云大师指责说:
假如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出家,从出家的第一天开始,师父就急急忙忙地要他了生脱死,好像人一出生,就应该忙死。生的问题尚未解决,怎能忙死?就是《阿弥陀经》鼓励人念佛往生,也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哪里说有不先福利人间,就能了生脱死?
佛陀所以成佛,也是要在人间“三祗修福慧,百劫修相好”。人间事业未能建成,人间佛教未能庄严,不服务社会,不福利人间,只想自己一个人了生脱死,这岂不太过自私?这岂不给人讥为自利?
更有甚者,除自己忙死以外,还为别人忙死超度……人死的佛教,或寄希望死后的世界好一些的佛教,完全与人间脱节,佛教哪有生气?僧侣哪有活力?[注24]
佛教给社会最大的误解,就是误解佛教是度死的宗教。平时不知佛教何用,到了大死时,才知需要诵经超度;致使人天师范的僧宝,沦为以经忏为职业。[注25]
星云大师批判的这种对佛教的片面理解、误解,虽早经太虚、常惺等大德的猛烈抨击,但直至今日,在佛教徒和社会人士中,这种重死度鬼的偏向和误解仍然普遍存在。非人间化,数百年来积非成是,须用重药清泻,方见疗效。
星云大师还进一步批判了中国佛教传统观念对世人生活所需、所求的金钱、爱情、名位等的绝对否定与断然厌离:“如说发财是贪心,黄金是毒蛇,夫妻是怨家,相爱是罪恶,儿女是讨债鬼,亲人是魔眷,欢乐是放荡,享受是罪业。所以,世间上的黄金宝物、眷属亲人、福乐享受、功名富贵,都该放弃。”[注26]这种观念,将佛法与人生对立,使许多学佛者感到“学佛后更为苦恼”,助长了避世逃世之风,使许多有心学佛的人退避三舍,踯躅不前。这种观念在佛典中虽不无其据,但执著者不识乃破除深重贪恋之说,“主要是提醒大家不要耽溺沉沦其中,有些人却矫枉过正,什么都排拒不要,穿著崇尚破烂,捐款不留姓名,饮食刻意粗劣,乃至主张不吃不睡,以此为开悟要门。”[注27]忘记了佛经中还有尽责任、敦人伦、获现法安乐的教诫,偏执一面,正是“蛇饮水成毒”。
针对明清佛教的非人间化倾向,星云大师极力主张佛教需要人间化,在思想上要明确佛陀的人间佛教深义,发为人间的利益著想、为人间的庄严用心之愿,重视现实生活的改善,将对人间的厌离转为对人间的关注、改良、净化、建设、庄严。对于人们的需求,应予随顺,令其获得佛经所说的“现法安现法乐”:
世人皆爱金钱、爱情、名位、权力、物质等等,但我们不能一概否定,一概要世人发出离心,放弃人间。我们应适当地引导大众的正思,来过合理的经济生活、正义的政治生活、服务的社会生活、慈悲的道德生活、尊重的伦理生活、净化的感情生活。[注28]
秉持佛陀重视现生、示教利喜的本怀,星云大师倡导现世生活的改善,谆谆劝诫人们如法获得身心的健康、家庭生活的美满、生存财富的丰足、人际关系的和谐、环境的保护,鼓励夫妻相敬相爱,善于教育子女,“不能把夫妻视为冤家、儿女说成讨债鬼、金钱喻为毒蛇、名利讲成粪土;反而菩提眷属正可以在佛道上互相扶植,净财越多越能做更多的佛教事业,正当的名利可以激发见贤思齐的上进心,甚至对现世安乐的追求要更重于死后往生的期待。”[注29]
对死后或临终往生西方净土、永出生死的期望,是中国佛教界尤其净土宗信徒的基本信仰。星云大师本人禅净双修,常教人念阿弥陀佛,并不反对求生净土,但从以人间为本的立场出发,更重视人间净土的建设,他说:
既然人间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将希望寄托于未来的净土,而不把目前的世间转化为安和乐利的人间净土呢?我们为什么要追求不可知的未来,而不去落实现实国土的身心净化呢?[注30]
只要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恶人的侵扰,没有政治的迫害,没有经济的缺陷,没有情爱的纠纷,没有交通的事故,没有环保的污染,有的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有的是善良同胞相互敬爱,这就是人间净土的实现,何必一定另求净土?[注31]
这种意义上的人间净土,在净土宗信徒看来也许难以满足信仰需求。但建设这样的人间净土,无疑是无论何乘何宗的佛教徒皆应承担的义务,是佛教对人间应尽的责任。星云大师把他理想中的人间净土称为“佛光净土”,开创佛光净土,被奉为佛光人的理想。星云大师率导徒众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为让佛光净土首先建成于佛光山,他创办佛光精舍养老,设立大慈育幼院抚孤育幼,创设佛光诊所、云水医院、万寿园(公墓)、功德主会等,让信众一生生老病死等问题都可以在佛光山解决,不必等到往生他方才能获益。星云大师本人虽然常念阿弥陀佛,曾有念到愉悦忘我的心得,但“向来不以往生西方作为自己的修行诉求”,[注32]而是学习阿弥陀佛的榜样,愿将“净土极乐人间化”。为此,他发愿来生、甚至生生世世都来人间做和尚,为建设人间净土奋斗不已。这种敢入生死大海的菩萨愿力,著实令人钦佩。
星云大师还强调建设当下的“唯心净土”,并以之为建设人间净土的法要。所谓唯心净土,乃据佛法“心净则国土净”之义,保持自心的纯净和快乐自在,开采自性的灵山,发现自心的佛陀。“只要内心净化,当下就是佛国净土。”[注33]在唯心净土里,“虽然身处地狱,如同在天堂里一样快乐;在唯心净土里,燠热中可以安坐,苦难中也能自在。”[注34]建设唯心净土,要在随遇而安,随缘生活,随心自在,随喜而作。唯心净土、佛光净土的思想,可以在道信、惠能等大师的言教中找到其渊源,乃是禅宗净土观的传统见地。
对似乎有违于人间佛教以人为本的立场,而在明清以来盛行的放生、度亡两大法事,星云大师作了颇为妥当的引导。他并不完全反对放生,也曾举办放生法会,但指出要“以真正爱生、护生、尊重生命的态度来代替放生的表相行为”,[注35]避免放生不当而导致动物死亡及放杀人鱼等错误。“在放生之后,更要紧的是‘放人’。多少人在水深火热中,等待著我们援助;多少人在饥寒交迫下,等待我们救护;多少单亲家庭需要春风吹拂;多少孤独老人等待暖流到来;多少四肢不全的残缺人士,需要阳光;多少家遭急难的不幸者,盼望援手。[注36]”总之,救度人,比救度鱼虾鸟兽更为重要,更应重视。
至于经忏佛事,曾被太虚大师斥为“行同俳优,心存利养”,星云大师对之也是“深恶痛绝”,拒绝做商品化的功德佛事,但他又发现经忏佛事虽行久弊生,但有其存在的基础,可以作为接引一类人的方便,故不一味禁止,而制定办法予以净化改善,“并且一再告诫弟子们,要让经忏佛事做得庄严如法,而不以热闹应酬为能事;要让经忏佛事作为和信徒结缘的方式之一,而不流于世俗经营;要让经忏佛事能真正地超度亡者,安慰生者,成为一种了生脱死的修持,而不是虚假的应赴;要让经忏佛事促进大家了解佛教对日常生活的美化作用与实用价值,而不只是死后的追思。”[注37]
四、生活化的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在星云大师那里常称“生活佛教”。所谓生活佛教,系著眼于人间的现实生活,强调将佛法落实于生活,与生活融为一体。生活佛教,乃针对佛教与生活脱节的种种偏邪与误解--或只把佛教当作学问来研究,不注重实际的修证;或说得行不得,“信佛教信了几十年,但贪、嗔、痴还是非常地重,深入经藏的道理能说一大堆,但对人我是非得失就是不能放下”;[注38]或学佛只止于吃素拜拜,忽视人格道德的修养和生活问题的解决、社会责任的承担;或只知躲进山林精舍中忙著念佛持咒、闭关打七,而不懂在生活中运用佛法,修行与生活形成尖锐矛盾;或以为佛法高深玄奥,与生活无关,可望而不可即,因而徘徊在佛教的门外。凡此种种,皆由不明佛法与生活应当不二所致。星云大师从而强调佛教生活化,他说:“佛教一旦离开了生活,便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佛法,不是指导我们人生的方向和指标。佛教如果不能充实我们生活的内涵,那么佛教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佛陀的教化,本来就是为了改善我们的人生,净化我们的心理,提升我们的生活,因此佛法是离不开生活的。”[注39]
生活佛教,并不是将佛法世俗化为芸芸众生充满愚痴、邪见、自私、贪嗔、争斗的生活,或曰以世俗生活化佛教,而是要用佛法的智慧去化现实生活,“用佛陀的开示教化作为改善我们人生的准绳,用佛法来净化我们的思想,让佛法作为我们生活的依据,使我们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注40]生活佛教要求学佛者把佛法应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指导生活,点化生活,如星云大师所说:
所谓生活的佛教,就是说睡觉、说话、走路,不论做任何事,都应该合乎佛陀的教化。譬如佛陀告诉我们要发心,不仅布施要发心,信佛要发心,甚至吃饭睡觉也要发心。只要发心去做的事,效果奇佳:发心睡觉,这一觉一定睡得很甜蜜;发心吃饭,这一餐一定吃得很可口;发心走路,再崎岖的路也视如平夷;发心做事,再困难的事,也甘之如饴。佛法中的发心,可以运用于我们的家庭生活上,敦亲睦邻、孝敬亲长、友爱手足、帮助朋友,都需要发心,愈发心,功德愈大,效果愈好。[注41]
佛法,一旦成为生活的导首,便有点石成金的奇妙功用,能使人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力量、欢乐,使被动的生活变为主动,系缚的生活变为解脱,污染的生活变为清净,平庸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以佛法化生活,最要紧的是以大乘的般若智指导生活,过星云大师所谓的“般若生活”。“平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平凡的生活,一旦有了般若。就能让人享受到解脱自在。星云大师本人是深得个中三昧的般若生活实践者,他以多年的切身体验和对现代人生活的深刻洞察,开示般若生活法要,极为亲切实在,乃其人间佛教思想的精髓。星云大师关于般若生活的开示内容颇为丰富,其要点大略有:
1、物质与精神财富丰足的生活
生活不能没有金钱财富,佛教徒在物质生活上未必要刻意标榜清苦,并不是不可以发财,应该是钱财越多越好,但不只要取之有道,更要用之有道。“如何用钱是一种甚深的智慧。而用钱最好使大众都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般若宝藏,才能使自己永远享有用钱的快乐。”[注42]佛教也不教人热衷于物质的追求,因为欲壑难填,终日汲汲于追求物质的满足,岂不成为物欲的囚犯,有何快乐可言?外财固然重要,内财更为可贵。“真正的财富,是在自己心中,心里的满足,宇宙三千都是我们的;你如果不满足,一味地贪财好利,就是拥有再多,也是觉得不够的。”[注43]心内的财富,心眼开了就有,如明月星斗、青天白云、江河湖海、青山绿树、乌语花香,无不可供我欣赏,条条道路,任我行走散步。最珍贵的内财,是找回自己的佛心。
2、眷属和敬的生活
父子夫妇、亲戚朋友之间,要相亲相爱,彼此和谐。和谐的诀窍是彼此尊敬,尊重对方的自由,看轻自己的利害,不算旧账,不要计较,不要比较。父母不可过分管制儿女的婚姻、信仰,应讲究沟通、协调。“家庭成员必须要懂得跳探戈,彼此礼让进步;要知道交换立场,彼此体贴关怀;要常常赞美、鼓励,彼此扶持慰勉;要学习幽默风趣,营造温馨气氛。”[注44]做好丈夫的秘诀:“吃饭要回家。身边少带钱,出门成双对,出门有去处。”做好太太的秘诀:“温言慰辛劳,饮食有妙味,家庭像乐园,凡事要报告。”[注45]交好朋友的处方:“好心一片,爱语三句,忍耐一时,慈悲全用,布施五钱,信用始终,感谢万分,体谅一点,恭敬十成,方便不拘多少。”[注46]
3、工作奉献的生活
人生在世,理当精勤工作,为众生服务,为社会作贡献。“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是世间上最苦的人,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寂寞无聊。”[注47]人不工作,等于行尸走肉,有了工作,才能表现出生命的价值。工作中才有财富、生命、人缘。“很多人觉得工作辛苦,有压力,那是因为把工作当成赚钱途径、沽名之道,自私自利,难免厌倦;如果在工作里蕴含了慈悲喜舍,供养了佛心法味,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给人服务,把工作当成法布施,工作就很快乐了。”[注48]即便是出家人、参禅者,也应担当工作,出坡作务,在动用中修行,把工作当作磨炼身心的机会,在工作中去发挥生命的力量,体会生命的意义,在工作中求开悟。这本是禅宗的传统,星云大师秉持这一传统实施佛教教育,规定佛学院的学生必须出坡作务。星云大师本人为弘法工作日日劳碌,数十年如一日,以忙为乐,忙著做社会的义工,“每天过著既充实又幸福的忙碌生活”,[注49]树立了人间佛教菩萨僧的光辉榜样。
4、正觉的道德生活
慈悲道德,是佛教处理人际关系、保持和谐的根本原则。佛教徒应以慈悲为怀,与人为善,恪守道德。最基本的道德是持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这五戒主要是不侵犯他人,五戒守好了,人格才能完善,人间才有祥和之气。“但佛教的戒律,太看重消极的止恶,缺乏积极为善的精神。在戒律中,大都不可这样,不可那样;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所以我们应该认为八正道才是戒律,六度万行才是戒律,四摄法门才是戒律,饶益有情才是戒律。”[注50]不仅不作诸恶,而且应奉行诸善,起码日行一善,处处予人方便,人际关系自然和谐。星云大师宗依经教,结合自身的处世经验,总结出与人和谐相处的十六字诀:“你大我小,你乐我苦,你对我错,你有我无。”[注51]
5、净化的感情生活
人称“有情”,其生存几乎离不了感情,然感情既能为人们带来欢乐,也带来烦恼和许多家庭、社会、心理问题。佛法重视感情,提倡净化感情,通过“以智化情,以慈作情,以法范情,以德导情”,将凡夫以占有为本的情爱转化为以奉献为本的真情法爱。“真正的感情应该从奉献中获得”,[注52]“真正的情爱不是拥有对方,而是一种生命的交流。更是一种对天下苍生的无尽奉献。”[注53]应将夫妇、手足、亲朋之爱,化为圣贤爱国爱民之爱,提高为对全人类乃至一切众生的慈悲,升华为佛菩萨“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无缘大悲。
星云大师所说的般若生活,还有很多内容,诸如:以众为我的生活--扩大小我,融自己于大众的大我之中,化私为公,化我为众,与大众和谐相处。忏悔忍耐的生活──每天都应该对佛陀、师长、父母、朋友说:“我错了”、“我很惭愧”、“我不该”……忍耐自己的主观执著、成见私利、私怨情仇、意气情绪,尊重别人、多数人的意见、所需、利益,改过迁善,勇于承担责任。布施捐献的生活──明白钱多并不表示富有,乐善好施才是富有,养成捐献布施的习惯,常种福田,不仅捐助建寺、印经、装佛像、放生,而且赞助文化教育、慈善事业,更要时常乐于助人,赒济贫病,排纷解忧,乃至给别人一个微笑、一声问好,都是布施。以退为进的生活──当遭遇坎坷挫折时,把持“退一步想,海阔天空”的胸襟,记取“回头是岸”的古训,则何处没有光风霁月的空间、美丽光明的希望?以短为长的生活──珍惜宝贵的光阴,经常利用零碎时间修行用功,不虚度一分一秒,则人生自可延长。节俭的生活──节俭物质,节俭金钱,节俭时间,节俭感情,节俭智慧。等等。般若生活的根本原则是中道,“生活化的佛教,应该是不空不有、不冷不热、不贪不拒、不执不舍的中道生活。”[注54]
星云大师是一位智慧的、可亲可敬的生活导师、生活顾问,他在无数次的讲演、接引众人中,向青年、老年、妇女、官员、医师、员工等各色各样的人应机说法,开示如何以佛法为导过好生活,其教诫广涉生活的方方面面,切实可行。他的教示和著述中每多关于生活的格言隽语,并撰有格言集《佛光菜根谭》,收嘉言千余条,多指示般若生活法要,诸如:
一切事业的成功,端赖人和的沟通;沟通人和的要点,必须彼此的互重。
看地理不如看心理,看地理不如重伦理;看地理不如讲道理,看地理不如信真理。
平心静气,心情自然好;虚心谦下,人缘自然好。
宽可以客人,厚可以载物;勤可以补拙,俭可以却贫。
多一个朋友,自然少一个敌人;多一分努力,自然少一分挫败。
不愁物质的贫乏,但做心灵的富翁;不怕世间的贫苦,但做自在的主人。
参学,参了还要学;学问,学了要会问。
思想要有活见解,做事须下死功夫。
身体有病,要靠医生来诊疗:心灵生病,要靠自己来医治。
一味接受的人生是贫穷的因果;经常喜舍的人生是富贵的因果。
有失败的勇气,才有成功的希望;有辛勤的耕耘,才有丰实的收成。
给人利用也是一种结缘;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有力的人才会忍,有慧的人才能忍;忍是勇敢、担当,忍是负责、奉献。
真正的聋子是闻善言而不著意的人;真正的盲人是见人好而不欢喜的人;
真正的哑巴是口里说不出好话的人;真正的智障是对真理不生欣羡的人。
两方斗,两方臭;两人让,两人有。
路,不可以不看就走;话,不可以不想就说;
事,不可以不明就做:神,不可以不知就信。
最好的管理,就是自己管好自己;最坏的领导,就是自己言行不一。
从一砂一石中看到无限的世界;从飞湍鸣涧中听到真理的声音;
从刹那因缘中感受永恒的未来;从明月清风中体悟清净的自性。……
这些格言,内蕴深刻哲理,兼具文学之美,易诵易记,是大师般若生活智慧的结晶,其内容比洪应明《菜根谭》更为丰富,更贴近现代生活。《佛光菜根谭》第一集已印行百万册以上,深受读者喜爱,嘉惠众生,功德无量。
五、给人欢喜的人间佛教
给人欢喜,被奉为佛光人的四大信条之一,是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特有的思想。为太虚、印顺等大师所未谈。给人欢喜,乃是针对传统佛教过重的“悲观病”而开出的对治之方。“悲观病”出于对佛法苦圣谛的片面理解,诸苦交攻,本是人间确实存在的缺陷,但一味地大讲苦,容易使人丧失生活的信心,“把个人间弄得更加愁云惨澹”。[注55]使不少学佛者过著没有欢乐、愁眉苦脸的灰色人生,如星云大师所揭露:“看那些面无表情,心无热力,当说不敢说,当笑不敢笑的修道者,如何为人间增添欢愉喜乐?如何为社会带来幸福祥和?”[注56]
星云大师指出:苦,并不是佛教的目的,欢乐才是佛教本有的宗旨。佛教之所以讲苦,是为了如实面对苦的现实,进一步去寻找消灭苦的方法,如何除灭一切痛苦,获得永恒的解脱之乐,才是佛教讲苦的目的所在。欢喜是佛教的目的,也是修道成佛所必需的心理状态,“诸佛成佛皆因欢喜,诸大菩萨普度众生也因欢喜,转轮圣王福祐全民也因欢喜。”[注57]“欢喜是佛教真理的本质,欢喜是佛法修行的精髓。”[注58]欢喜具有殊胜功用:
一个家庭的经营,因欢喜的缘,必能凝聚包容,共创未来;一个社会,能够有欢喜的因素,必然有强力的后盾;一个国家能够欢喜,必然来自于人民的安居乐业。能知觉到欢喜,进而能够创造欢喜,散布欢喜满人间,这就是人性的开发,人类素质的提升。[注59]
欢喜乃众生所喜爱,也是佛法所提倡、追求,诸乘共修的“四无量心”(四梵住)中有“喜无量心”,涅盘的功德之一为乐,菩萨初地称“欢喜地”,中国佛寺山门殿皆塑满脸欢笑、大肚能容的弥勒佛,表示佛教以欢喜心迎人、给众生欢喜之意。欢喜能化解嫉恨怨仇,欢喜能亲和人际关系,欢喜能使人健康长寿,欢喜能使人间暖意融融。给人欢喜必先自己欢喜,自己欢喜须知觉自心具有开采不尽的欢喜宝藏,从而培养欢喜的性格,恒常保持欢喜心,用欢喜化解烦恼忧愁,如星云大师所言:
人世间的烦恼虽繁,但至少不要把白天的烦恼和忧愁带到床上,晚上睡觉要安安稳稳地睡;也不要把悲伤苦闷带到饭桌上,吃饭的时侯,欢欢喜喜地吃。伤心难过不要带到明天,更不要挂在脸上让别人看到,影响别人。[注60]
星云大师是位天生的欢喜菩萨,他的形象也像极了寺庙中笑脸迎人的弥勒(布袋和尚),他在《往事百语?欢喜布满人间》中说:“将欢喜布满人间,是我从小到大对自己一贯的期许”。他是个认为人生快乐的乐观主义者,在他看来,“苦虽然存在于现实之中,但是我们如果能以坚强的力量加以克服,更能体会快乐的意义。”[注61]他教诫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布施给别人不要紧,最要紧的,是把欢喜布满人间。”[注62]提倡见人必说三句好话(“你好”、“天气很好”、“大家好”之类),让人从你的好话里感到欢喜的受用。他教人要学著做一个会笑的“活”人,以笑容供养大众。他建议家庭订立合约,家人见面要互相欢喜,不欢喜不见面。夫妻间若有吵架,一回合就好了,如武林高手过招,一回合就分胜败,不必第二、第三回合地吵下去,打烂仗。要将怒气忍之于口,不形于色,甚至不起于心。心上无争,脸上自然安祥愉悦。要“经常以慈悲的眼睛视众生,与人关注,给人温馨,对人瞻仰。要常说良言美语使人欢喜,说帮助慰勉的话,说有建设性的话,说鼓励赞美的话。要时常面带微笑,流露慈悲,布施祥和。那么慈悲的眼睛,面上的微笑,以及良言美语,这就是人生的净土。”[注63]他提倡过随喜功德的生活:
譬如点头招呼,举手之劳的服务,恰到好处的赞美,真诚的关心,都是随喜的道德生活。当你吃到珍肴美味时,请你的朋友和你共尝,你会觉得食品的味道更芬芳。当你听到金玉良言时,转告你的朋友和你共守,你会感到人生的境界更宽广。而你若能将佛法的法味珠玑,布施给你的朋友,甚至一切众生,你的生命更美化,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了。大家不要忘了:把你的微笑,随时展现在你的脸上;把‘你好’的亲切招呼,随时挂在你的嘴边;把随喜的功德,融入你的生活之中。[注64]
星云大师特别强调的,是超越小我的快乐,求得大众的快乐。他在《佛教与生活》(一)讲演中说:“个人的享乐,其乐是有限的。譬如说一个人欣赏电视,不如很多人共同欣赏比较有情趣。再者,个人的快乐与大众分享,并不影响于个人的快乐。……把快乐分享给别人,又可从别人的快乐中增添自己的快乐。”个人的乐建筑在大众共同的快乐之上,必须扩充小我,从大我中获得快乐。“真正的欢喜,是要在众生身上求得;真正的欢喜,是从真理中发觉内心的宝藏。”[注65]从众生的解脱大乐中,获得内心宝藏的涅槃常乐,是佛教应给予人间的最大欢喜。
星云大师指出,人间佛教倡导的欢喜,不是世间染污的欲乐之喜,“而是以法为乐,以空为乐,法喜、空乐,才是真正的喜乐。世间一切,我们不一定要占有,享有的快乐更甚于占有。[注66]
六、入世进取的人间佛教
积极入世,是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鲜明特色,“入世重于出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被强调为佛光人的指标。高扬入世,基于对中国佛教畸重出世乃至厌世逃世的消极退避偏向的批判,星云大师在讲演中反省说:
在过去,我们中国佛教徒的思想,总以为逃避世间,到深山里修行才算清高。就算住在都市里,也以不问世事为尚。结果使大乘佛教救世的热情一点也提不起来,使人误解佛教为消极、厌世的宗教,因此佛教在社会上逐渐孤立起来。[注67]
今日佛教衰微的原因,就是过份地忽略了世间资生的问题,急于要求证出世的解脱,致使世人病我佛教为消极,为厌世。……没有入世的事业,人间的实际生活脱了节。假如天天高呼出世的口号,国家不爱,父母不孝,族友不亲,这样就能容存于天地社会之间吗?[注68]
环视世界,先进文明国家大多宗教发达、全民信仰,而中国人大都视宗教为余物,佛教衰落不堪,一些主持佛教者不鼓励弘法利生、牺牲奉献,不重视现世生活,大都强调明哲保身、入山修行,自我关闭,退出社会,使佛陀圣教不能深入社会人群,被大众冷落,任邪魔外道横行、迷信愚昧猖獗。目睹此情景,星云大师不禁唏嘘慨叹,发愿力挽狂澜,振兴佛教,发挥其本有的经世济民之效。他指出,出世间固然是佛教的最终目的,但佛法的出世间并非离世、避世,世间与出世间本来不二,六祖偈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觅兔角。”离开了世间,便没有佛法。“懂得世间之常道,才堪论出世。”[注69]在此工业社会,必须复兴佛法入世出世不二的精神,先作入世的事业,引导人们过好合理的经济生活、和谐的家庭生活、高尚的精神生活,使民安国泰、社会进步,才可以找到出世的依归。“我们赞成出世的思想,但出世思想首先要有入世的精神,有入世的精神,然后再升华为出世的思想。”[注70]
中国佛教形成出世性格的一大原因,是一些弘法者不明白在家学佛与出家学佛应有所不同,而以出家人修行的做法来教导、要求在家信众,要他们发出离心、忘情绝爱、禁断荤肉、早晚课诵、长时打坐,从而误导许多在家信众不顾家庭、社会责任,只管自已修行了生死,导致家庭不和,事业无成,被人讥为消极自私,结果往往是佛未能成,人先做不好。直到今天,这种现象在佛教徒中尚屡见不鲜。针对这种偏弊,星云大师强调分清出家与在家学佛之道,认为“小乘苦行的出家人的思想,并不适宜于在家大众的佛教”,[注71]在家人适宜于修学本来便是由在家众发起的大乘佛教。星云大师极善于对在家信徒应机说法,教导在家众遵奉《善生经》、《玉耶女经》等经中佛陀的教诫,过好正觉的生活,敦伦尽份,尽职尽责,以大乘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无私奉献,利乐众生。星云大师对在家众的生活和心理的深切了解,他所示在家学佛之道的亲切实在,在古今高僧大德中,可谓罕见。
至于出家众,星云大师也主张应积极入世行大乘道,著重在弘法利生的工作事业中修持。与在家众应先入世后出世不同,出家众宜先有出世的思想,然后做入世的事业。警觉人生无常,远离物欲,淡薄情爱,不满自己,是树立出世思想的主要内容。对于一些人出家未久就想入山闭关静修,星云大师持批评态度,甚而斥为焦芽败种,强调修行应该是脚踏实地的自我健全,牺牲奉献。他创设条件,允许佛光山的出家徒众轮流静修,但规定修持到一定的时日,必须出来工作,为大众服务,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修持。他指责那种大乘发心不够、事业能力未备,而以隐遁修行标榜、实求安闲自了的人“美其名曰修行,实则做菩萨道的逃兵”。
星云大师还指出,人间佛教所谓入世,并非一味钻入世间红尘中随俗沉浮,而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没有出世的思想,在人间从事事业,会有贪心,会有执著;有了出世的思想,再做入世的事业,就等于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见到金钱不动心,遇到生死无所惧,这种力量要从出世的思想培养起来。”[注72]出世的思想,无非是对邪见、烦恼、名利声色的如实正知和超越解脱。
入世的人间佛教,应以菩萨入世担当的气魄,发挥“人间进取”的精神,积极参与人间的建设,关注国计民生,关心社会问题、心灵问题。星云大师确信佛教有总持人类文化的卓越智慧,有经世济民之方,“人间所有的问题,佛教都有办法解决,佛教应当仁不让,主动担负起净化社会的责任。”[注73]他鼓励佛教徒关怀社会,爱国爱民,克尽国民应负的责任,即出家人也不可例外。明清以降,出家人迫于朝廷的威令,遁迹山林,以不问世事为高尚,致使佛教难以发挥教化国民的作用。实则出家并非出国,当此民主化的时代,出家人也应自我肯定,走入社会,为众谋福。比丘最好具备医生资格,比丘尼最好能做护士或幼教老师,出家人应去任军中的布教师、监狱的劝导师、心理咨商医师、大学的讲师教授。
星云大师据佛法与世法不二的原则,提出“佛法为体,世学为用”,倡导佛教徒以佛法的智慧为本,广学世间的天文、地理、医药、数学、航海、贸易、心理学等知识技能,掌握服务社会的方便,并以佛法的正见,观察社会问题,“对民生经济、国际形势、民主人权、自然生态、教育改革、种族冲突、优生保健、生态环保、家庭暴力、试管婴儿、器官捐赠、风水地理、看相卜卦等种种问题,以佛法的智慧,提出契理契机的对治办法。此外,对自杀、死刑、核武、战争,以及安乐死、复制人等问题,皆应吸取世间的医学、心理学、生化科学为用,融和佛法的理体,以解除现代人的迷思。”[注74]他自己就世人关心的各种问题,作过《佛教的财富观》、《佛教的道德观》、《佛教的女性观》、《佛教的福寿观》、《佛教的政治观》、《佛教的忠孝观》、《佛教的未来观》、《佛教对命运的看法》、《佛教对社会病态的疗法》、《佛教对民俗病态的疗法》、《佛教对心理病态的疗法》、《谈情说爱》等演讲,他所编著的《佛光教科书》中的《佛教与世学》、《实用佛学》分册,及《佛教》丛书中的《教用》专册,更广泛阐明了佛教与法律、哲学、科学、教育、管理、观光、农林、环保、艺术、礼俗、企业、交通、印刷、建筑、会议、心理咨商等的关系,一一说明了佛教在这些问题上的独特智慧及效用价值,对邪见迷信和世学的局限性作了揭析批判,其内容几乎涵盖了大部份社会问题和文理工各门学科。在佛教史上,近世只有太虚大师以正知正见、广博学识对多种世学作过评论,但涉及面尚不及星云大师广。
星云大师不仅以佛法之正见评论世学,广摄世学为济世利人之用,而且成功地兴办文化、教育、医疗等多种事业,发动找回佛心、七诫、慈悲爱心列车、三好、佛学会考、监狱布教等社会运动,使佛教一改退避山林的古风,以进取的姿态深入社会,为民众造福,展现出人间佛教积极入世的鲜明形象。
七、现代化的人间佛教
所谓现代化,据星云大师解释,有进步、迎新、适应、向上之意。社会、国家等,都无不随时代的行进而不断谋求其发展,不断趋向现代化。佛教亦然,自佛陀创教以来,便一直与时俱进,本著观机逗教、契理契机的原则,适应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而改进弘传的方式。如在经典方面,由佛陀时代的口授到贝叶抄写、木板雕印,进到铅印乃至今日的电子版大藏经。佛教传入中国后,适应中土文化,形成不同于印度的风格。佛教现代化并非创新,而是复古,其实质是“因应每一时代的需要,以最巧妙的方便,将佛陀慈悲的精神,普示于社会,也就是要现代化于每一个时代”,“把过去诸佛、大德的教化,以现代人熟悉、乐意接受的方式,揭橥于大众。”[注75]这种意义上的佛教现代化,与其说将佛教现代化,毋宁说是用现代的方式以佛法“化现代”。
现代化于每一时代,虽是佛陀所示佛教弘传的基本原则,然由政治压迫、世俗利益及人心的惰性等原因,法久弊生,僵固不化,落后于时代,除弊更新,现代化刻不容缓。而一些保守的教界人士,不能量时审势,常捧出圣言量、祖制古规,来反对现代化的弘法方式,南传佛教保守尤甚。星云大师认定佛教现代化乃时势之必然,以将佛教推向现代化的新纪元为佛光山努力的方向。
星云大师提出了诸多佛教现代化的建设性意见,他认为:“现代化的佛教是实实在在以解决人生问题为主旨、以人文主义为本位的宗教,而不是虚幻不实的玄思清谈。”[注76]现代化的佛教应重视“此时、此地、此人”,“不但要随著时代社会而进步,并且要走在时代的前端,领导著现代的人心思潮向前迈进”[注77],不能保守退缩,墨守成规。现代化的佛教应道德化而非神奇化,将佛教的伦理思想运用于现代生活中,去推动社会的道德教化。现代化的佛教应以度生重于度死、生活重于生死、奉献重于祈求、事业重于庙堂、大众重于个人、法乐重于欲乐、国情重于私情为基本原则。佛法应现代语文化,使经典全部语体化、有声化、彩色化、电脑化,佛弟子应掌握英文等多种语言,以便向全球广宣佛法。传教应现代科技化,利用现代科技成果电话、电视、广播、传真、电脑、音响、摄像机等器材讲经说法、传送资讯,采用研讨会、座谈会、交谊、报告等多种方式弘法。修行应现代生活化,以服务社会、令众生欢喜为修行。寺院应现代学校化,设立图书馆、简报室、视听中心、会议室、讲堂等,发挥传授佛法、心理保健技术、佛教文化的学校之功能。应成立佛教通讯社、佛教资料社、电脑询问中心、电台、电视台、资讯人联谊会、道场观摩会,重新结集三藏,普建八宗丛林,普及佛教读物,增强资讯运用,“让佛法从山林寺院走上社会学校,从经楼殿堂走进书店机构,从出家僧众到达在家人士,从排字印刷到达电脑资讯。”[注78]
星云大师不仅将这些建议提供给佛教界,而且一一付诸实行,从创办丛林佛学院、佛光大学、西来大学、电视弘法,到编印佛光大藏经、佛光大辞典、白话佛经、白话高僧传,举办多次佛教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举措,都贯穿著佛教现代化的理念。
佛教现代化,不仅要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方式弘法,而且应契现代之机,针对现代社会人心的问题和病态说法,提供解决的途径。星云大师对现代社会人心观察甚为敏锐,对各种病态的揭露批判甚为深刻,如在《从佛教各宗各派说到各种修持的方法》讲演中指出: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的巨浪席卷整个世界,机器的运作,加快了人们的脚步,物质的增产,刺激了人们的享受欲望。人们随著机械的轮子,马不停蹄地汲汲于营生糊口,而忘记停下脚步来看看自己;生活竞争的激烈,人和人之间的疏离感越来越严重,感官的过度享受,使人们麻醉了自己的性灵,虚无、失落,遂成为这个时代的时髦名词。
他还揭露:人类无休无止地以各种方法掠夺地球的资源,造成生态破坏、能源枯竭;由于价值观、世界观的偏邪,导致政治上的尔虞我诈、倾轧战争,经济上的市场垄断、贫富悬殊,还有人种、宗教间的纷争歧视,及毒气噪音、恐怖暴力、核大战的威胁。最糟糕的是商业社会的污染精神:人人求发财、讲功利、要成功,为钱财而不择手段,不顾道德,伪冒商品、走私漏税、盗用商标、倒会卷逃、空头支票、贪污贿赂等成风,整个社会有一种能欺则欺、能骗则骗的恶棍心理。真正有钱者又不会用钱,或金屋藏娇,制造出许多家庭问题、青少年问题;或酒食饮宴,一年就吃掉几条高速公路。整个社会弥漫著一股享乐腐化的歪风,“多了金钱、色情与暴力,少了礼义、美德与善知识。”[注79]还有廉价劳工、女工问题,职业病、人的变为机器零件、心灵的麻木、肢体的懒惰等,严重损害著人们的身心。学校教育存在著只重知识不重道德、只重功利不重精神、只重接受不重思维、只重个人不重利他的病态,教育界普遍弥漫著功利风气与乡愿心态,直接间接地戕害了下一代。
针对种种社会问题、人心病态,星云大师依据佛法,提出种种解决方案:以佛法的平等思想对治人间的不平等,提倡人人相互尊重,争取世界和平;以佛法的人本思想对治对生命的不重视,制止杀戮,保护动物,巩固人伦;以佛法依正不二的思想对治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失衡,让全人类觉醒“地球是我们的家”,惜缘、惜物、惜生;以佛法自然的缘起观对治行事的悖理,以平衡协调为处事的准则,提高生命的素质;以佛法的因果观对治违法乱纪、道德沦丧,使人们自觉遵守道德规范;以禅的调心对治人心的紧张、孤独、迷惘,使人们摆脱烦恼的缠缚,保持轻安、活泼、自然、纯净的心态;用以鼓励代替责备、以慈爱代替呵骂、以关怀代替放纵、以同事代替隔阂的方法,对治教育的病态,培养身心健康、有道德、有慈悲、爱社会、爱国家的下一代。星云大师在《佛教现代化》讲演中总结得好:
所谓佛教现代化,目的即将佛教慈悲、容忍的精神提供给社会作参考,希望社会遵循著佛教的平等法、因缘法、因果法等原则原理,而臻于至善至美的境地。社会如果透过佛法的指引,因此而充实了内涵品质,提高了精神层次,那么佛教对于这个时代、社会,才具有存在的意义。社会的进步化、现代化,才真正是佛教所以走上现代化的宗旨所在!
八、融和的人间佛教
星云大师自称“是个天生具有融和性格的人”,他所谓的融和,有包容、宽容、圆融不诤、和合团结、和睦相处、同体共生等含义。融和或圆融,是中国佛教传统的重要精神,当今社会,也表现出一种对融和的需要和向一体化的趋归。强调融和,是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突出特点。其融和的内容,包括古今中外所有佛学、佛教各宗各派、传统与现代、出家与在家、佛教与世学、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国家,事与理、自与他、生活与佛法、入世与出世,乃至“法界圆融”。在《人间佛教的基本思想》讲演中,星云大师判定今日为“人间圆融的时代”主张这一时代,人间佛教“要把最原始的佛陀时代到现代的佛教,融和起来,统摄起来。”《佛光教科书·佛光学》有云:
佛光山及佛光会不仅提倡男女性别的融和、贫富贵贱的融和、士农工商的融和、国家种族的融和,也积极谋求宗教之间的融和、传统与现代的融和、僧众与信众的融和,更兼顾佛法与世学的融和、佛法与生活的融和,凡此均为法界融和思想的实践。所以,法界融和是佛光学基本的内涵精神。
不但大小乘要融和,显密要融和,而且应扩大到种族融和、古今融和、自他融和、事理融和。……使世界融和一体,不分种族、国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能和睦相处。
这种融和思想,基于大乘“中道”、华严宗“法界圆融”的哲学观,顺应世界潮流,眼光从佛教扩展到全世界、全人类乃至全法界,表现出一种只有佛教才具有的宽广胸襟、远大眼光与圆融精神,不仅为佛教之建设所必需,而且也是全人类越来越需要的指标。
就人间佛教建设而言,星云大师倡导的融和大略有三个最为重要的问题:
第一是佛教诸乘诸宗的融和。诸乘诸宗,南北二传,显密二教,在星云大师看来各有其价值,各有其所被的机宜,并无正邪高下之别,如百花盛开,色香各异。“八万四千法门,每一法门皆是入佛之道,不可以说:你的究竟,我的不究竟。”[注80]专宗修行,一门深入,固然不错,但不能有宗派的争执,应互相尊敬,融通佛法作整体的弘扬。佛光山初称不属任何宗派,八宗兼弘,后来接续临济法脉,仍融和诸宗。星云大师本人确如蓝吉富先生所言,主要植根于禅宗,但并不拘囿于禅之一宗,而兼融诸宗,尤倾向于禅净双融,谓禅净双修甚契合人间佛教思想。他虽不大倡导修学密法,但并不排密,主张显密融和,主办世界显密佛学会议、禅净密三修法会,选派弟子学习藏传密教。他的佛学思想广融原始佛教、南传佛教、禅宗、天台、华严、净土等学于一体,并兼融佛教学术研究的成果和儒、道之学,可谓融和内外诸学。
第二是僧俗融和。长期以来,佛教强调比丘众住持佛法,不仅僧尊俗卑,比丘尼众的地位也相当低,南传佛教甚而没有了比丘尼众。近代以来的佛教复兴中,在家佛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居士运动高涨,各地纷纷成立居士林,居士讲经说法者大有其人。僧俗矛盾,成为佛教界一大问题,有强调僧尊俗卑排斥在家众者,有提倡“二宝居士”不敬出家众者。星云大师针对这一问题,倡导僧信(俗)融和,肯定在家众在弘扬佛法上的重要作用,重视在家的佛教,创立在家信众的团体“国际佛光会”,设立“檀讲师”、“檀教师”制度,鼓励具资格的在家居士讲经说法布教。这种创举在教界引起争议,有人认为这会劫夺僧伽教权,造成不测之乱。星云大师则认为:“过去佛教主要靠出家人来弘扬发展,固然有其时代的背景因素,然而时至今日,佛教已经传播到全球五大洲,仅凭少数出家人的努力,显然不足;再说随著教育的普及,在家众中,才学丰富者也不在少数,大家何不敞开心胸,彼此尊重,相互融和,在一个教主佛陀的感召之下统一起来,在一个人间佛教的信仰之下动员起来。”[注81]
本著佛法平等的原则,顺应时代男女平等的潮流,星云大师十分重视提高女众在佛教中的地位,作《佛教的女性观》讲演阐明佛法男女平等的思想,撰《佛教妇女的故事》讲述佛教中杰出女性的业绩懿行,培养了众多女弟子,放手让她们承担弘法大任。佛光山女众的重大作用及其与男众平等的地位,乃有目共睹。
第三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和。人间佛教的提倡虽有因应时机而将佛教现代化之义,但并非否定佛教传统,而是改革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腐朽痈溃,更好地继承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传统佛教的精华,与其说是创新,毋宁说主要是对传统佛法的继承。《佛光教科书·佛光学》中表明:“佛光山的发展或佛光会的成立,主要的目的都是希望把传统的佛教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中。”星云大师坦承:“其实,我相当保守,也很执著传统。”[注82]他的确是一位传统的禅宗丛林中长成的本色衲僧,曾循著参禅打坐、拜佛念佛、刺血写经、禁足禁语、过午不食、苦行作务等传统僧人的老路修行,确有所得,有“体会到刹那永恒的体验”和“浑然忘我、失却身心的境界”,在佛七中曾达“身心俱泯,大地空旷”、“念而无念”、“无人无我”乃至“时间、空间、天地万物都为之一空”,[注83]这种深切体会,成为他信心、智慧、定力的一大源泉。他为佛光人编订的“佛光三昧修持法”,包括拜愿、念诵、禅观、实践等程序,是以禅净双融为核心的纯正的大乘修持法门,传统的味道很浓。他还多次讲演禅宗的用功法、教学法,表现出颇深的禅宗功底。他在行仪事相上也相当守持中国佛教的传统,认为“中国佛教的僧装、素食,乃至礼仪,绝不能改变。”[注84]在这方面要比太虚大师保守。但他又相当现代,并不执著于传统修持老路,不完全沿老修行参禅念佛苦行的路子走到底,只将其念佛打七所得的宗教体验落实在生活中、弘法工作中修菩萨行,也不倡导徒众循传统的老路修苦行、禁语、持午、闭关等。他以身教提供了一个融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现代弥勒比丘的榜样。
星云大师不仅融和佛教各宗派、僧俗四众、传统与现代,而且以宽广的胸怀融和、尊重其他宗教乃至民间信仰,认为“迷信(指信上帝神明)比不信好,正信比迷信好”。提倡学习其他宗教的优长,感谢基督教办医院、学校,监狱布教、电视宣传等方式对佛教的刺激促进。在政界,他不分党派,平等看待,广结善缘,为促进两岸的融和而努力。他提出同体共生、平等、和平等理念和原则,指出“融和不是你大我小、你多我少,更不是你有我无、你好我坏”,[注85]而要以平等的观念、包容的胸怀、尊重异己的态度、慈悲的感情,捐弃我见偏执,防止争斗掠杀、破坏乖离,促成全人类的大融和,创建和平安乐的人间净土。
九、事业化、制度化、大众化、国际化的人间佛教
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还有重视事业、礼仪、文艺及制度化、大众化、国际化、未来化、统一化等诸多特性。
注重事业,是星云大师提出的振兴佛教之一大方略,他指出,佛教在历史上曾相当重视事业,但后来变成只重道业、学业而不重事业,为导致衰落的原因之一。人间佛教的实行,应远承古代佛教兴办事业的传统,取法近代天主教、基督教和日本佛教举办事业的做法,将入世普济的宗旨落实于经办各种具体的事业;应兴办佛教的文化事业,发扬历代结集翻译刊刻经典、造像、著述、书画、文艺、科技等的优良传统;应振兴佛教的教育事业,不仅创办佛学院作育僧材,而且开办义学、小学、中学、大学、星期学校、夏令营、技能训练班等,发挥多层次的教育功能;应积极开展社会慈善事业,赈饥施贫、施医施药、养老育幼、设立义冢公墓,以慈悲济助众生;应大力发展佛教的社会公益事业,发扬古德植树造林、凿井开渠、筑桥铺路、经营碾磨、设置浴室、利济行旅、救助急难等优良传统,为公众谋取利益;应经营佛教的经济事业,为弘法建立雄厚的经济基础。
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所谓工农商等,佛教寺院可以鼓励信徒设立,僧信合作,为佛教经济的发展,为佛教事业的现代化立一个楷模。[注86]
星云大师是极善经营各项佛教事业的天才事业家,成功创办了《普门》、《觉世》、《人间福报》等报刊,编纂出版《佛光大藏经》、《佛光大辞典》、《中国佛教经典宝藏》、《佛光电脑大藏经》,成立“财团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佛光出版社、佛光书局、佛光山视听中心、佛教文物陈列馆、佛光山民众图书馆、佛光缘美术馆,创办佛光山丛林学院、中国佛教研究院、英文佛学院、日文佛学院等十多所佛学院,及普门中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等学校,普门幼稚园等十所幼稚园,创办多所都市佛学院开展信众教育,创办胜鬘书院培训妇女,成立佛光山慈善基金会,设佛光诊所、云水医院、急难救助会、友爱服务队、观音护生会、器官捐赠会、社会教化处等开展慈善救济,设大慈育幼院收养无依儿童,设兰阳仁爱之家、佛光精舍、高雄县老人公寓等养老,设万寿园佛教公墓安置大众灵骨……为开展各项佛教事业提供了成功的样板。
星云大师还以大众化为人间佛教应有的性格,强调“佛法在大众中求”,“舍弃了大众,则无佛法”。[注87]以大众为基础、大众化是佛陀教法本有的精神,三宝之一的僧宝,即大众义。大众化的人间佛教要从大众出发,为大众著想,深入大众,以众为我,以我为众,将自身小我融入大众。在生活行为上要有为大众服务及集体主义精神,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不古怪偏激,应深入大众,为教为众,“眼里要有大众的影子,耳里要有大众的声音,心内要有大众的功绩,身上要有大众的恩惠,大众为我,我要为大众。”[注88]文宣、讲经说法、梵呗歌偈皆应大众化,让佛法走出山门,广流社会,令社会大众普沾法益;应发愿终身做大众的义工菩萨,服务大众。
“集体创作”“成就归于大众”,被奉为佛光山的宗风。星云大师本人具有集体主义的性格,他在《往事百语·老二哲学》中说:“当初,我自号‘星云’,只想自我勉励做星云团里的一颗小星星,以一己微弱的光芒,和其他星光互相辉映,光照寰宇。”他认为弘法应从过去的以个人为主转向以团体为主,发挥团体的强力,发起创办了大大小小的多个佛教团体,提倡举办集体共修活动,建议举办老人俱乐部、职业训练辅导中心、佛书交换研读会、社区布教所、两地信徒相谈会、社区服务中心、家庭普照、参访团、朝山团、儿童星期学佛班、佛教慈爱团、研讨共修会、八关斋戒会等,以多种团体活动扩大集体共修的范围。
健全制度,是星云大师特别强调的实行人间佛教的关键性问题。佛教僧团本有极其严格的戒律清规等制度,然法久弊生,戒纲不振,过于散漫,成为导致佛教衰落的一大症结所在。振兴佛教,首先须从健全制度著手。经济、人事、寺院、剃度、传戒、传教、做法会等,都应该有制度。针对长期以来戒规松弛及法派剃度、滥收徒众等弊端,星云大师领导的佛光山僧团本著佛制清规及六和敬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制度,以“集体创作、制度领导、非佛不作、唯法所依”为行事的规范,立十二条门规:“不违期剃染,不夜宿俗家,不共财往来,不染污僧伦,不私收徒众,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缘,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注89]佛光山宗务委员会采现代管理方法,下设五院(长老院、都监院、教育院、文化院)十会(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等),逐级管理,体制颇为完善。徒众依序列等级考核晋升。国际佛光会有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秘书长、财务长、各委员会、法制长等严密的组织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正如符芝瑛《星云大师传》所言:“不但对中国佛教具有汰旧布新的意义,对现今企业决策经营业,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星云大师还极其重视以文艺弘扬佛法,“佛教需要文艺化”是他从青年时代便树立的理想,他是以文艺弘法的高手,他在台湾的弘法事业,便从组织合唱团、幻灯队,撰写《释迦牟尼传》、《玉琳国师》(小说)起步,几十年来一直注重佛教与艺术结合,寺院建筑讲求庄严壮美,提倡佛曲梵呗现代化,亲自撰写歌词,创建“佛光缘美术馆”九所。“以艺术美化世间”,被作为建设佛光净土的重要工作;艺文化,被作为人间佛教的特性之一。
佛教要国际化,也是星云大师青年时期树立的理想,为此,他以国际眼光,在佛光山开办国际学部培养人才,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将佛教从台湾推向全世界,建立起国际性的团体佛光会等,多次举办国际性佛教会议,开展国际佛教交流合作,奖励有心之士研究佛教国际化的各种问题。他号召佛光人“发挥国际性格,不分地域、种族、国界、宗教,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透过文化、教育,努力推动佛教净化人心、福利群生的工作。”[注90]
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还重视礼仪与统一化。《佛光教科书·佛光学》中说:“人间佛教尤其重视人生礼仪,因此佛光山各别分院均为信徒举行成年礼、佛化婚礼、皈依典礼、丧葬仪礼等,希望透过佛教的生活礼仪,达到生活佛法化、佛法生活化的目标。”星云大师还主张佛门各宗的制度、修持方法、礼仪应朝统一化的方向前进,以免信徒莫衷一是、邪魔外道乘虚而入。认为早晚念诵、生活规范礼仪、婚丧喜庆仪式、殿堂所供本尊、印刷发行的经书、称谓头衔的礼貌、僧俗层次的资格等,皆应谋求统一。
十、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贡献
星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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