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利生的新形式】

　　晚清时期,由于外敌入侵和内战所致,各地的僧俗二众多以寺院的恢复建设为主,只能以余力办一些修桥铺路,放生护生等传统的慈善活动。在辛亥革命前后,随着佛教革新思想的展开,佛教界的慈善利生活动发展出了一些新的形式。

　　首先是慈善组织与机构的兴建。清海法师于1914年初在常州清凉寺倡办黄卍字慈善会,被推举为会长,举办种种慈善事业,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赏。1917年底,熊希龄居士筹建主要为安排灾区孤儿重新生活的香山慈幼院,该院不同于传统的育婴堂、孤儿院,而是融家庭、学校、社会为一体的实验学园。同年,冯宜人居士也在京津组织了妇女制衣会,缝制棉衣赈济灾民。1918年,圆瑛法师在宁波创立了佛教孤儿院。这些慈善团体与机构的建立,既使慈善活动越出了单靠寺院赈济的范围而走向社会,能有组织地、经常性地举行;也使急需救济者可以登门求助,受惠的人有余力时还可以回报,加强了佛教与社会的联系及举办大规模慈善活动的能力。

　　其次是赈灾活动规模空前。1917年京津地区大水灾,第二年又发生大旱灾,1919年湖南水灾严重,熊希龄居士依靠佛教界的支持,大力募捐,以工代赈,使赈灾活动成功实行,博得社会各界的称誉。同时,上海的狄葆贤、王一亭,江苏的高鹤年、江味农等居士也自发组织了佛教慈悲义赈会,在各地建、劝、办义赈分会。义赈会中筹款、总务、查放等职责分明,主持者均为虔诚的志愿佛教徒,办理的完善可称空前所有。

　　再者是慈善与弘法相结合,关注被社会遗忘的角落。觉先法师于1915年12月,亲至北京第一模范监狱讲经,开示青年犯人,促其改恶从善,同时施物施药,从精神与物质两方面感化犯罪者。次年,范成法师也在北京监狱行刑场设立如来莲华石幢,教诲死刑犯,不少家属受他感化。此后唯通等组织了江苏监狱感化会。对犯人尚且如此,对老幼病残、妇女、孤儿等的教化热情更不必说。这些结合慈善事业的弘法活动,对于社会稳定与改变当时民众对佛教偏见的效果相当显着。

　　【慈善利生的大发展】

　　民国初年的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战祸残烈,绵延不绝。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痛,而由战争产生的祸害更是持续为患。由于长年的战乱,遍布各地的游兵散勇转为土匪,四处烧杀抢掠;因为资金被军阀挪作战争,维修水利与防洪抗灾的民生事务荒芜。就这样,人祸之上又生天灾。1919年长江中下游发生水灾,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民达到三千万。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界纷纷组织救灾团体,筹款捐物,实行慈善救护。

　　1920年,吴璧华居士见华北各地灾情严重,发起组织了佛教赈灾会,劝募到巨额资金,他亲赴灾区放赈,又在各灾区设立收容所,安置灾民。各地的寺院、佛教团体均有类似的举措,并在赈灾中涌现出一批办理慈善救济事业妥善而闻名的居士。1929年的水灾中,刚刚成立的上海佛教居士林就积极筹赈,对灾民施医、施药、施粥、施衣。1931年江淮大水造成运河决堤,苏北数十县一片汪洋,接着又是大旱,这时高鹤年居士在上海佛教净业社与世界佛教居士林的简氏兄弟、王一亭等居士支持下,挺身而出,担起赈灾重任。他到处组织救命团,救生会,雇舟救护,又设立收容处6处,倡办粥赈,设立妇孺收容所,来此避难的妇幼老弱免费食宿,并资助当地红十字会、商会救灾,众多的老弱孤幼因此而得到暂时的安宁。他屡次为救灾赴沪募款,在灾区办粥厂多处,并组织救命团,不分昼夜赴粥厂巡查。还筹集大批粮款,协助江苏义赈会赈济遭到蝗灾的难民。灾情稍为缓解时,他又忙着建立各地善堂,拾骨施棺,造万灵塔安葬死亡的灾民。高鹤年办赈从不间断,直到抗战胜利,他还在江苏刘庄设立了常年慈善中心“妇女净土安老院”。

　　1931年祸不单行,江淮受灾的同时,武汉发生大水,陕西则大旱,李白尘等居士在汉口发起成立慈善救济委员会,汉口佛教正信会会长钟益亭亲自为灾民送诊送药,求诊者每日多达500人以上。在西安,朱庆澜居士联络华北、上海慈善团体,创立华北慈善联合会,募集资金亲赴陕西散发,前后设厂施粥十余处,每日就食多达四万余人,并组织以工代赈,修桥筑路,设立灾童教养院,妇女染织厂,施医施药,掩埋饿殍。康寄遥居士也发起倡立华洋义赈会,办起《陕西灾情周报》,《陕西赈灾特刊》,号召国内外人士为赈灾出力出资。当时,像吴璧华、高鹤年、李尘白等那样在急难时全力以赴投入社会救济事业的居士大有在人在。

　　除了救急救难之外,平时各佛教团体都设有慈善部或利生部,专门办理慈善公益,许多寺院还办起了近代化的慈善事业。1922年,印光法师等在南京创办了佛教慈幼院,在法云寺设立慈悲医室,备有中、西医药,专为贫苦病人免费诊治。1924年,圆瑛法师、转道法师等重兴泉州开元寺,在该寺附设慈儿院、养老院、放生会等。约同时,隆德法师在高邮承天寺创办接婴堂,在当地广施药、茶、衣、粮等,并大力资助上海慈善机构与中国红十字会。1933年,世界佛教居士林创办了上海佛教慈幼院。

　　中国佛教徒不但投身国内慈善救济事业,就是对于邻邦的灾难也不会坐视不管。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伤亡严重。消息传来,中国佛教徒很快成立了“佛教普济日灾会”,派显萌、包承志作代表至日本各地吊唁慰问,使日本朝野人士为之感动。该会还筹款救济日本灾民,建造了大梵钟赠送日本。中国各地寺院也为日本的死难者举行超度法会。这些行动与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趁人之危侵略我国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佛教近现代的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说明中国佛教开始走出潜隐山林的封闭时代,进入了关注社会,关心民众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