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包袱

　　出家包袱

　　听经闻法

　　行持律仪

　　修定调心

　　内证智慧

　　慈悲心

　　弘法利生

　　建道场

　　收弟子

　　佛教事业

　　宗派与传承

　　山头主义

　　信众往来

　　小结

　　出家包袱

　　在上之〈出家形象〉里,乃较偏重理论的探讨和理想的塑造。而此之〈出家包袱〉,则偏就现实中现象的描述与批判。

　　听经闻法

　　前虽曰:出家乃为成就无事道人尔。然此却非一蹴即就,而必须从闻思修.戒定慧中去慢慢熏习,才能渐次成就。故在佛陀所开示的八正道中,乃以正见为首。因正见就如人的眼目,若行于道中而无眼目者,则已走到什么地步,自己也不清楚;甚至夜半秋池,那天会摔死也未可知。同理,修行若无正见的指导,则邪正不分,道魔搅惑;能不成为魔子魔孙已属侥幸,更何能冀望其成于佛道?所以修行,必以正见为首。

　　而正见者,唯从听经闻法中得。故听经闻法对修道者而言,乃属必要。在后期的中国禅宗里,以常谓文字为葛藤,而反对禅和子看经习论。对于文字是否成为葛藤?我前面已说过了:如依语不依义,见指不见月,则文字将成为葛藤。反之,则文字乃如度筏。《金刚经》中有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然禅宗即使反对禅和子看经习论,但仍要他们于禅堂中听老和尚开示,而老和尚的开示乃用更直接的口语,说出参禅的见地和要领。所以事实上,禅和子欲参禅,还是不能缺于佛法的正见。

　　然听经闻法对修道者而言,虽属必要;却非为了雕琢文字.堆砌章句,而用来自我肯定或标榜他人。如将听经闻法当作自我肯定或标榜他人的工具,则是在枷而非出家。

　　既听经闻法,乃为明了修行的正见;则我认为也非必要大事涉猎.广研经藏才行。这点,又和我师父的意见相左。我师父积心处虑地为办佛研所而操劳卖命,我曾当面问他:既正见这么重要,那佛研所三年下来,就能保证有正见吗?其实,不待老法师回答,大家也都心里明白:学术研究和建立正见,根本是两码事!以学术研究多偏重于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汇编,故即使已成为国际知名的学术专家,却未必有佛法的正见。反之,一个已开悟,甚至已证得罗汉果位的人,却只是学术界的门外客而已。

　　以我一个学禅者的见地来看,当今的学术研究只共业的造作而已!这也就说:今日流行用这种方式来研究佛典,故大众便一窝蜂地聒噪起来,于是写了很多学术专着;而待那天不流行了,这些又将成为昨日黄花,废纸一堆!

　　所以就出家的理想来看,虽须从阅经闻法中以建立正见;然却非为了成为讲主或学术专家!否则,出此家,入彼家,只半斤八两而已!

　　行持律仪

　　我们常言:修学佛法,乃不出闻思修与戒定慧而已。既以上已说明闻思,故其次再谈持戒的问题。在三无漏学中,戒为初阶,故持戒乃属必要。

　　然发心持戒,乃为出枷.解脱而已─有些行为既与法不相应,更与解脱的素求相违远。于是佛陀以祂的智慧帮我们指点出来,故我们只要遵照去行持,便能有助于解脱!

　　然有些人虽也发心持戒,却是为了自我标榜。如严格审之,他之标榜持戒,却也非两百五十条,照单奉行。而是只挑几条较显眼的戒,譬如「持午」之类,装模作样而已!余意,标榜持戒者,即已犯戒─为与解脱不相应故。

　　所以为出家解脱故,乃应持戒;然却不应以戒为枷。当然时至今日,即使有心持戒,却也不容易行持。因如前所谓:戒既不能不变,也不能随便。即使古德曾有开遮持犯的教授,也非能一一适用于此世代。但是大原则,还是得持戒的。(有关开遮持犯的变通细节,则待下个主题中再作更详细的探讨。)

　　修定调心

　　从证慧的角度来看,修定乃为消除习气与业障。以很多人虽从闻思,建立了知见;然因定力不够故,一碰到境界,便作不了主而故态复萌。何以讲给别人听,说给别人用时,总还清楚明白;而待自己一碰上,便又土崩瓦解了呢?只为定力不能降伏习气业障故。所以为真证得解脱的知见,修定乃属必要。

　　尤其在此喧嚣烦忙的时代,乃更须要禅坐。这前面已说过了:既忙人须禅坐,也闲人须禅坐。既僧众须禅坐,也信众须禅坐。然很多寺院即使有唱诵的功课,却无禅坐的功课;甚至有些僧众自己还不会禅坐,这实在太偏端了。在原始僧团,除亲闻佛说法外;禅坐应是最主要的日课。

　　今天即使有人已开始禅坐了,然在观念和心态上还是有所偏差─他们之所以禅坐,非为消除习气业障;而是为了追求觉受或境界。所以常彼此问曰:「你现在到什么境界了?」「我呀!见到一团金光!」「我嘛!全身仿佛三阳开泰,酥暖无比!」于是听者心向神往,与我心有戚戚焉!而言者趾高气昂.得意非凡。由是南辕北辙,愈坐与道愈违远。

　　虽然禅坐的过程里,总不免有觉受和境界。然却与解脱不相干!何以故?有觉有受,即还在色界之下;连无色界都构不上,更庸说出三界外的解脱。

　　然而今日很多的外道禅与新兴宗教,却以觉受为证量,而吸引大批的信徒,其中更不乏某些自以为是的知识份子。何以故?以觉受皆能很快亲身体验故,似乎蛮科学的。各位,想必已听过清海和妙天之流!他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造成极大的轰动,靠的就是觉受而已!

　　欲真出枷,不能不禅坐;然而却不能留连于觉受与境界间;否则,前枷还未除了,又已更增新枷矣!

　　内证智慧

　　真欲解脱出枷,智慧乃是最切要的。然智慧本为内证者,而非外现也。故谁真有智慧?却非一般人从肉眼即能了知。以下试举一佛经的故事,以资说明:

　　有某信徒,于僧众间,问某甲曰:「请问,盐有几类?」结果,某甲连看都不看,更庸说回答;于是问者踉跄而回。佛陀莞尔,乃指示他更问某乙。结果,某乙笑面迎之而答曰:「盐有海盐.河盐.岩盐……等!」于是信徒欢喜而向佛说:「他必是大有智慧的人吧!」佛曰:「非也,某甲已是阿罗汉,而某乙还是学人尔!」

　　我想,除非亲闻佛说,否则打死他也不肯相信:某甲已证阿罗汉果,而某乙还是学人尔。所以用凡夫的眼光,怎能评定谁有修行?谁已开悟证果呢?

　　一般人或以为善说法者,就必较有智慧;然经典上,乃有已证得阿罗汉果位,仍不会说法的案例。反之,似辩才无碍,却也未必已证果位。其次,一般人或以为有神通者,就必较有修行;然外道也有神通,何曾有证?而今日很多自谓有神通者,充其量只鬼神附身尔!其还不足以自保,何得有智慧?

　　所以真智慧,唯内证尔;如何能求为他人所见识?若冀他人见识,正乃「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尔。其次,若冀求他人见识,则唯用些不入流的噱头;而最后必只相率及溺,共沉沦于苦海间。

　　所以是否有智慧?靠谁来印证?古曰:开悟,必得由过来人印证。然而时至今日,又谁才是真过来人?于是以过来人不可得故,很多人便找信众印证。然信众如何印证呢?以若能聚揽大批信众,皆鼓噪叹好,斯乃有智慧者也。所以必信众愈多,才能愈证明其有智慧。

　　有时候,信众还非靠一时聚拢,慢慢数羊才确定的。而是从媒体的抄作而揣摩的。所以如果我结识了那位报社的主笔,威胁利诱他明天为我渲染一篇;那我可能在一夜间就成为一代上师矣!

　　这也就说:真欲出枷解脱,智慧虽是最切要的;但智慧只能期于自内证,而不能求让他人见识。否则,假名为智慧,实乃愚痴至极;非唯作贱自己,也必伤害佛教社会。

　　慈悲心

　　很多人也认为:愈修行,应愈慈悲才是。故俗谓「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意思是如果你不迎合我的需要,不满足我的口味,就是不慈悲,就是没有修行。于是很多信众,便用「你不慈悲」的指谪,轻易套牢僧众,而予取予求。而僧众们即使觉得不对径,却也不知应如何酬对!

　　其实,如真证得「无我无心」;则既无我,谁来慈悲?又既无心,何谓慈悲?我们看「慈悲」二字,皆以「心」为部首。是故有心,才有慈悲;反之无心,则无慈悲。

　　以我一向目中无人(依法不依人),故常被指谪为不慈悲。而我乃宁可被指谪为不慈悲,也不肯落人圈套,而成为在枷人─即使我真不慈悲,真没修行,那也应直下承担,而勿须回避造作。

　　然而我也常提醒他们:用你们的标准来看,那迦叶尊者算慈悲吗?如迦叶尊者都已证得阿罗汉果,犹不能满足你们慈悲的需要,那我某人被评为不慈悲,也算是天经地义的吧!(从迦叶尊者于佛灭度后,号召五百罗汉结集法藏的用心来看,那谁是真慈悲,应有重新审思的余地。)事实上,菩萨既可能示现为慈眉善目,也可能示现为怒目金刚。所以不能单从外相的慈悲与否,而论一个人的修行见地!

　　记得某次于农禅寺的佛七中,我乃以〈菩贤十大愿〉为题而作开示。在顺次将及「恒顺众生」愿时,大家皆很兴奋,他们皆洗耳恭听,看我这个不慈悲的人,怎么来恒顺众生?结果,出乎大众之所料。我乃曰:众生既有无明业习,也有佛性善根。故我们当顺者为佛性善根,而非无明业习。一语既出,大众雀跃再三,痛快不已!然可叹的是:这简单的一句话,竟然困扰了很多人,也蒙蔽了佛教社会。

　　因为若不能从纠正.对治众生的无明业习,来理会真慈悲的话。则慈悲将只留于人情事故和妇人之仁而已!因此虽不妨曰「出家人当以慈悲为怀」,但须从法义的澄清与业习的对治,来理会真慈悲。否则,假慈悲.滥慈悲,将又是另一种枷锁也!

　　弘法利生

　　其次,再论弘法利生。俗谓「既出家矣,则须担荷如来家业」这句话,如用常情去计度,倒未觉得有什么不妥─食人之碌,忠人之事嘛!然而若我们更仔细审思「既出家无家,也消业无业」,则云何复有家业呢?

　　所以我们用不着扛着十字架,必每天上街头去奔波卖命。这可不是世间「忠臣孝子」的伦理思想。余意,如果为自己已入佛门,便得为佛教打天下,以光大门庭。这乃「大我」的思想,而非「无我」的见地;而既大我者,岂与解脱道相应?

　　在印度的宗教社会,乃以师弟的伦理而建立的。然佛教传至中国,因受君主专制与家族社会的双重影向,便逐渐蜕变成「忠臣孝子」的伦理。于是很多祖师乃训后学,要发愿「效忠常住」。过去,我曾流览过《丛林清规》一书,因看到里面有太多「效忠常住」的语句,便看不下去了。因为这岂是世尊出世说法的本怀?

　　我们又常说:须「上报四重恩」。其实从出家的观点来看,酬恩恋情,岂非也是另一种枷锁?余意,报恩的思想必是后起大乘的画蛇添足。

　　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出家后尽自管修行就好,而不必理会弘法利生的嫌事。但即使弘法利生,也只能随缘而行;否则若太有心,则倒成为另一种枷锁。因此不能谓阿罗汉不度众生,祂只是不刻意度众生而已!

　　事实上,能否弘法利生,不只要有个人的意愿,还得看共业怎么流转?如时至佛法末世,则虽有心说法,也未必有众生来听。所以,如先入为主地认为:必得弘法利生,以尽忠臣孝子的责任。则只好降格以求,用些滥方便欺蛮众生。于是虽横说竖说,却不是法;虽自以为忠孝,实乃奸佞而已!

　　建道场

　　现在大家都已习惯将寺院,称为道场。然事实上,既寺院未必道场,也道场未必寺院。我想诸位都看过《维摩诘经》,内有:「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发行是道场,能办事故……菩萨若应诸波罗密教化众生,诸有所作,举足下足,当知皆从道场来;住于佛法矣!」

　　以寺院只是硬体,故除非有软体与之搭配,如讲经说法或禅坐止观等;否则何以谓为道场呢?现台湾有些寺院根本就是财团盖的,只用来招揽观光客,彼岂能称之为道场呢?

　　所以很多无知的信徒(也包括某些僧众),还停留在「盖庙有功德」的迷信里。如详问他:何以盖庙有功德?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所以除非确认此寺院建成之后,必能发挥讲经说法.利生济世之功效;否则,何必尽作劳民伤财的浪费呢?如有人执意要盖,你不只不能为之捐款.劝募,并且还应晓以大义─还是省下这些时间,好自用功吧!

　　目前很多寺院,虽有讲堂,却无讲师;虽有禅堂,却无禅师。于是盖愈多,只愈浪费尔。反之,若道心所在处,即为道场;则何处而非道场呢?在禅宗里,很多禅子开悟时,乃未必在禅堂里或寺院中。他们或于林泉间,或于桃树下;竟灵机一动,霍然开悟已。所以法乃无所不是,无所不在,岂必寺院才有法呢?尤其禅宗里常谓:无情说法。故症结只在我们能不能与之相应,能不能由之开悟尔。所以对真用功者而言,乃无处不道场也。

　　然而佛教最后,还是有了硬体的道场。我们皆知佛教第一所道场乃祇园精舍,是给孤独长者以黄金铺地而为佛陀及僧众盖的。故最初的道场,既非佛陀授意,也非僧众要求;而是长者自发心盖的─佛陀和僧众只是随顺成就他的愿心而已。

　　然何以佛陀肯随顺而成就他的愿心呢?因为对大部份人而言,必先身安,才得道隆。若整天四方游化而奔波在外,则以身未安故,心也不容易定。在动中修,这可不是初学者的功夫。这情况就如教育,若堂皇地说:社会即是大学,似也有道理。但何以每个国家又都有学校教育呢?因为唯在学校中,才能提供较专精.较有系统的教育课程。因此即使说:无处不道场。但佛教最后还将有实体的道场。

　　且道场的规模,从最初的方丈─只够一个人安居,到精舍.兰若的兴建,到中国丛林的肇造─能够同时安顿成百上千的僧众安单。既规模愈建愈大,也系统愈来愈庞杂。然如果一切以修学为动机,也还说得过去。

　　而今丛林的禅风,早已雕蔽;然寺院的规模却是有增无减。何以故?以今日的寺院乃是为接引信众学佛而建的。于是既喧宾夺主,如何不一切迎合信众之所需?所以寺院的地点,也就从宁静的山林,而渐移至乡镇.都会。即使院主仍口口声声不离弘法利生,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早把道场作商场。

　　所以佛教从不须要道场,到为方便僧众修行而建道场,到为接引信众学佛而建道场,到为招揽信众观光而建道场。于是道场愈建规模愈大,愈建愈壮观豪华,却只离道愈远。而时至今日盖寺院,乃为盲目竞赛而已─输人不输阵,自卑情结的补偿作用。

　　如果盖寺院已变成盲目竞赛了,则已不能估量须盖多大,反正将所有能收刮到的资源全部投入便是。于是乎,道场岂不变成坑死僧众心力和信众财力的无底洞。而既是无底洞,我能不远远就逃之夭夭吗?

　　我很心痛,佛教何以变成这个样子?但对上一代的痴迷,我无力挽回;然至少希望在下一代中,能早点觉醒?

　　收弟子

　　其次,再论有关收弟子者。以弟子中,乃有出家弟子和在家弟子之别,故现先说明出家弟子部份:

　　前面已再三言及:既名为师徒,则止于授业关系。这也就说:为师长愿意教,而弟子也意愿学,这关系才能继续维持。反之,若所学已竟,则可告别而去;或另参他方,或自用功去。然师徒关系,传至中国,乃蜕变为父子关系。

　　我出家之初,对师父.师公.师伯,甚至师姑的称呼,很不以为然。为什么已出家了,还在搞这些名堂呢?甚至我也禁止同寺道友称我为师兄。但是若不称呼师父,又当称呼什么呢?又真能禁止别人称我为师兄吗?于是到今天,我也已麻木不仁了,你爱怎么听,我就怎么称呼;或者你们既都如此叫我,我也认了。反正都是假名嘛!

　　然父子与师徒的关系中,还有大不相同者。以师徒的关系是后天的,唯以课业为限;故课业既了,乃不妨分道扬镳去。而父子关系,乃先天者,故从被生下来时,他即是你父亲,你即是他儿子。这关系不可能用任何方法去改变。于是既将师徒关系转变为父子关系,乃固定成为一辈子的伦理。也许在中国,即有将师徒关系转化为父子关系的倾向。如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于是在父子关系中,乃不易有「见与师齐,师德减半」的心胸气度。

　　师徒关系,次变成君臣关系。以在大丛林里,既有很多僧众,也有很多庙产。于是一山之主,便俨如一国之君;而种种执事也仿如文武百官。以君臣关系,多现形为单向的指挥关系─臣子即使有所建言,也必待君王最后的裁决。于是,若师徒关系也渐变成单向的指挥关系;则从法义的交流而变成权力的压制也。于是在君臣关系中,乃更不可能有「见与师齐,师德减半」的心胸气度。

　　若君臣关系再不节制,则更将蜕变为主奴关系─如机关木人,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现因僧少事多,故很多寺院之所以滥剃徒众者,乃为收养廉价的长工而已!此尤其在以发展事业为导向的寺院,更必如此!所以嘛!如要做事,何必出家?以在家,既有薪水可领,又有年假可请,更可说不干就不干;而出家后,原该有的,一无所有;原不该有的,却枷锁重重。岂料待出家后,才惊觉:枷,何乃更深重也?

　　若一个人既要扮演师长的角色,又要发展事业的鸿图;则除非他真的非常高明,非常圆满。否则必在言行当中,有极大的不协调。以佛法是出世法,故当以放下自在为心要;而发展事业者,乃须规划.计较,甚至权谋,所以必与解脱法不相应。于是在不协调处,师长唯用君臣.主奴的关系来镇压。于是时间愈久,愈不成其师徒关系。故余意乃:既学不到善法,何不拂袖而去?

　　问曰:律典上不是有「五年学法的期限」吗?

　　答言:五年学法,非必依剃度师学。若在此因缘不具足,乃不妨告别而去;然告别之后,即须另求依止师依止也。关于这点,各位可去查律典,便可明了。

　　所以愈是在盲目发展事业的寺院里,我们愈可察觉到以上所说变态的师徒关系。这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哀,也是我们所当至心警觉求避免者。以下再谈在家弟子:

　　其实,依律典来看,任何一位僧众皆能为信徒授三归依;然归依者,乃归依三宝,而非归依某人,或归依某道场。关于这点,大家都知道;但很多寺院或法师,还是喜欢说:某某人,是我的归依弟子。或:本寺院有多少信众。我常想:没有名份关系,不是更自在吗?干嘛穷把绳索往自身上套?但是,大部份人却不此想!

　　于是为皆无名份故,教化乃更可随缘而为。信众既四方来,即随缘教,而不必分这是归依某人的居士,那是附属某道场的信徒。既为法而来,即量力而说,随缘而化,岂不皆大欢喜呢?

　　记得,于出家未久,即有一位居士于向我请教一些问题后,乃搪突地说:欲拜我为师。于是我即正襟危坐地问他:那我须为你作什么吗?这一问,他倒糊涂了。「不是吗?如果我不须特别为你作什么,那你又何必拜我为师?」言罢他更搔头弄耳,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我只好说:「如果我有因缘讲课,那你觉得相应,就自个来听嘛!难道还要我发帖子请你来吗?或者我出书了,你就自己去买吧,难道还要我签名送你不成?我不可能为你已拜我为师故,就特别为你操心!」于是他怏怏地走了,也从此不再来看我。而我也至今,未答应为任何居士授过三归依。

　　其实,虽名份为弟子,却未必受你教化;反之,虽未有名份关系,或许于心地中倒更相应。所以我诚愿有更多理念相应的修学法侣,而不愿局限于世俗中的种种假名。

　　最后,我认为虽为白衣,还应以修慧为主。记得,有次我有事到日本,且寄宿于某寺院中。大家都知道,日本佛教已是在家型态,故虽是寺院住持,还是娶妻生子,且共住于寺院中。不过,他们对我倒还蛮尊重的:不只入座时,皆请我坐上座,且每天为我准备素食。有天,巧好碰到他们每月一次的法会。于是住持乃恭请我上座开示,且指定题目为〈在家信众的修行生活〉。

　　于是我乃气定神闲地说:佛法只有一法,而无二法;故只有在家缘与出家缘的差别,而无出家法与在家法的界限。于是大众皆表认同─至少我没排斥他们。然讲到最后,我还是说:「但修学若真要成就,还是以出家的方式较直接殊胜。」言下,日本住持满脸尴尬,立刻陪笑道:「其实,我也知道,可是现在已身不由主矣!」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我实在很不近人情。那日本住持对我已够尊重优待的了,可是我还让他下不了台。但我也不是故意的,因为我的观念确实如此。

　　既佛法只有一法─即觉悟解脱之法,故不管在家出家,皆当以修慧为主。我不认为居士,就应偏修信愿或福德的法门。我也对「信众」的称呼,不以为然。学佛常谓须信解行证,为何居士只是信徒?而非解徒.行徒或证徒呢?

　　总之,不管是收出家弟子或在家弟子,皆应以法为尚,而共赴解脱城;而不应以名份作界限,而自陷枷锁之中。

　　佛教事业

　　现在大家都已习惯接受「佛教事业」的用语;然对学禅者而言,既生事造业,如何解脱?这问题就如前面所说「担荷如来家业」一般,若以企划经营的手段和求名求利的心态;则事业愈大,毋乃枷锁愈深。尤其若欲事业发展迅速,则唯顺众生的业习,以去适应它。而这早与佛教事业的精神「上为正法能久住,下为众生能离苦得乐」相违背矣!

　　有一次,我应一群企业界人士而谈〈佛法与企业〉,竟把「企业」定义为「随着企图去造业」,于是大众哗然。然后我才补充说:「而佛法者,即为转恶业为善业,转染业为净业。」然而不管如何转法,总是有业。因为业乃由「思心所」所造,而既有企划之心,则思心所已在其中矣!

　　从现世的社会型态来看,佛教也不能没有祂的事业;然总应以法为中心来作经营,而不应以名利为考量来作经营。如果为「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而使经营不善,那也是众生的共业,而勿强求。否则,虽名为佛教事业,却与佛法背道而驰矣!

　　宗派与传承

　　佛法本是一味,因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觉悟者,乃一圆满解脱的道理。而后为度众生故,乃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说词,甚至教授不同的修行方法;此无非为使不同根器的众生,皆契入解脱之大海也。故虽同宗而不妨为异教。

　　而待世尊涅槃后,因末世众生皆已不能体证佛之圆满无碍;于是皆以「以管窥天」之见地与证量,而渐分宗派。且于宗派中,又形成各自的传承。事实上,即使各宗派的教法有别;但修证到最后,必殊途同归才是究竟,否则只「三百由旬」尔。

　　佛教从本来一味而渐分宗派,这乃是为适应不同根器的众生而不得不然。但即使分宗,仍应以法义的教授和修行的指导为要务。而不能落入宗派的门户之见,使成为另一种枷锁。

　　其次,即使有了宗派和传承,那也必是传法而非传位。所谓「传法」者,若已将本宗的修行理论和次第证量,皆修习成就,即是合格的传人。故一宗,不妨同时有许多传人;且传人愈多,愈代表此宗的兴荣与殊胜。反之,传位者如国王传太子,只能一代一传。

　　以若传法者,则世尊座下的阿罗汉弟子,无非皆佛之传人。而中国禅宗之所谓以「拈花微笑」而将禅法传给迦叶尊者,使成为西天初祖;乃是中国宗派形成后,袭用君主传位的模式而捏造出来的。虽然故事很美,却不合佛法。因此既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是无中生有;也东土六祖的传承为捏目空花─这可参考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然即使传位之说,是无稽之谈。但至少在古时候,还是已经得法,才为传人。

　　而今见地.证量皆缺,故宗派的传承只流于形式。有人说他是「某某宗,第五十三代传人」,你请问他:「到底曾传个什么?」或者很多虽名为禅寺,乃竟无禅堂及禅法。所以宗派的传承传到今天,竟只传个「门户之见」与「名份爵位」而已!

　　所以很多搞学术者,喜欢在中国禅宗的传承上寻枝探叶,无事瞎忙。说实话,我虽也似禅宗的门人,但从未搞清楚过我的传承。因为即使搞清楚了,就有助于我的见地和体悟吗?反之,搞不清楚,就有损于已有的见地和体悟吗?所以我才不在传承的包袱下,摇尾乞怜!

　　因此我也常劝初学佛者,不要一开始学佛即落入宗派的门户之见。太虚大师曾谓「不作一宗一派之门徒」,这点与我心有戚戚焉!所以我们当志求世尊本怀,而宜从原始佛典入门。因此,我于国姓住山时,先看的是《四阿含》与《律典》。而待住山期满,首于台中开讲的也是《杂阿含经》。而很多人乃以为阿含为小乘经典,而不屑与焉。然而若源不溯,如何能渊远流长?又如本既不固,何能枝叶并茂.花果累累呢?

　　学佛先从原始佛典着手后,然后再循历史的发展次第,而渐旁伸更多的经典与法门。最后才依个人的性向.根器而抉择一宜深入的法门。所谓「深入」者,即由此而体证世尊之本怀尔。于是本源既得,乃可触类旁通;故从此再看各宗派支流,乃皆了然我心。

　　所以我还是道:宜从原始佛典着手。即使宗派传承也应从传法修证的角度来消化吸收。否则既落入宗派的门户之见,又从传位的视野来逐鹿中原,则必钩心斗角.全无安宁也!

　　山头主义

　　若宗派.传承的发展太过偏端时,将恶化成山头主义。在台湾,目前可明显看出有几个山头。此所谓偏端恶化者,乃指诸山头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明的见地,或独特的修行方法。简言之,无有真正的传承作引导,而是纯依个人名利的欲求而强加抄作。这其中有的似专卖店,如以禅或慈济为号召;而大部份者乃更似杂货店,反正信徒爱什么把戏,我就变什么花样。

　　故形虽似佛教的道场,却不以佛法的弘传或众生的启悟为主要素求;而唯以势力的扩张和标志的凸显为经营目的。于是从最初的山头,乃至遍布全省,甚至通行国内外的连锁店。

　　佛教本应以无我为修学的宗旨,而在山头主义的驱使下,乃变成大我也。而大我者,必以「好大喜功」为经营的特质。所以他们常用的标榜乃:道场大.信众多.事业广。比如号称信徒有十万.廿万。然而如果我们再追问:那廿万信众中,可有几个已开悟者?或已具足佛法的正知见者?他们必瞠目结舌而不能回答。

　　为何须用「道场大.信众多.事业广」来自我标榜呢?其实说穿了,乃为自己信心不足也。以信心不足故,乃须借外在的形势以自我肯定。中国话说「色厉内荏」,即指这般家伙也。所以我们且不问:你有多少信徒?而是单刀直入地问:那你真否相信你自己呢?若他仍矫赖地说:「没错!我对我确有十足的信心!」那你不妨再问:「既诸法无我,那对之有十足信心的,又是谁呢?」

　　所以嘛!为无知无明故,才得如此虚张声势。故即使媒体已将之捧得如佛陀在世,在我看来,只不过泼猴沐浴而冠罢了!故信徒多,有什么用?只道是『名』师座下多羔羊而已!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因相信媒体中的一代大师,而急作羔羊或炮灰。

　　当然我也不是说「道场大.信众多.事业广」,就必是错的!如以质的提升而自圆成于量的增延,又岂非佛教之福?众生之庆?但审之目前,惜非如此也。

　　信众往来

　　最后,再谈与信众的关系。我从前面讲到现在,可能会令人有一种错觉:僧众只合独处山中,作无事道人。因此不须有弘法事业,不必与信众往来。其实,这只其一而非其二。因为世尊既度五比丘已,即要他们分头并进.传播佛法。

　　尤其在世间中有一种公认的准则:互惠关系。说白一点,即若享有权力,也当尽义务。不可否认,僧众不管无学.还是有学,基本的衣食资具,还必靠信众供养才是合法。而僧众既蒙受供养,将何以回馈呢?乃以佛法教化信众而已!因此一教化,一供养,而得成其互惠关系。

　　因此僧众何以能成为人间的福田呢?不单为其已披上袈裟,就能成为福田。也不为其能接受信众的供养,故成为福田。而是为僧众能以佛法教化众生,故能澄清他们的观念.净化他们的心态;使之能过更安和乐利的生活,故成为他们的福田。简单讲,福田乃由教化而成就的。

　　然互惠关系者,既是若享有权力,则当尽义务;也必在供给与回馈间,求得平衡。否则供给太过而回馈不足,也将引起反弹。在中国历史上何以有「三武一宗」的教难?其实牵涉到相当多的经济因素─因为寺院霸占了太多田产。于是若碰上不信佛的君王,也难怪要政治干预而强加摧残。

　　因此必维持合理的供需关系,才是对僧众和信众皆最有益者。故《遗教经》中,再三以「如蜂采华,不损色香」和「当筹量牛力所堪,不令过份以竭其力」而作警戒,岂非无的放矢?

　　从某方面来看,这个时代的僧众是较有福报的。既因信佛者日多,也因经济繁荣的关系,故供养较以前丰盛多了。然而尽管愿供养的多了,我们还得小心谨慎.量力而取。否则,何以「中台山剃度事件」能被渲染成这样大的风波?因为当今很多寺院皆在作扩建的竞赛,于是极力收刮.募款的丑态,早引起社会有心人士的眼红。恰好此时爆发了中台事件,于是万弩齐发,真恨不得即将佛教掀倒。我总认为:上一代收刮过度,必留给下一代无比的祸患;而可怜这些无知的羔羊,还尽在为虎作伥。

　　其次,在与信众的往来关系中,当以佛法为主导而避免作人情与财物的交流。现在佛教社会,流行为信众作「关怀」。然而所关怀者,竟是法义的疏通?还是人情的冷暖呢?如果出家后,还要陪同俗人虚应于人情事故,倒不如不出家吧!又时时须别人关怀的众生,乃根器下劣不堪教化者,何必浪费宝贵的时间而与他们作「猫捉老鼠」的游戏呢?

　　所以我自出家以来,从不参加信众任何婚丧喜庆的事。或有人想:不参加结婚的事,尚说得过去。如果是临终助念的事,你也不去吗?这我在「经忏超荐」中,已申明了我不去的理由。所以我还是坚持不为任何婚丧喜庆的事而劳动身驾。

　　其次,绝不要与信众间有任何金钱往来的关系。如他们要供养,就权且收下;至于要借钱,或要合伙作生意,则绝免谈。我们皆知凡俗人对钱是最敏感而放不下的,所以即使是至交好友,都可能为金钱的借贷或合伙关系,而翻脸成仇。至于僧俗间,又何能保证其不然?

　　我们与信众间,也要避免来往过切。一位僧众在人间,既不能与信众隔得太远;若太远,则衣食的供养与佛法的教化,都将鞭长莫及。反之,若来往过切;则不只浪费时间,徒增搔扰。且信众也将不再把你当法师看待。

　　而很多人乃期待,佛教的僧众当如基督教的牧师或神父般地,能深入民间而与打成一片。但我乃曰:若打成一片者,则他们轮回,你也陪他们轮回吧!所以我对佛化婚礼.联合祝寿等,基本上是抱着嘲讽的态度:自己不结婚,还忙着管别人的婚事;自己都不知何时生死?还有闲替那群糊涂虫祝寿。

　　总之,即使谓佛法在世间,我还认定:僧众应保持着某种秋空朗月.独超物外,或出水净莲.不为尘染的圣洁形象。因为这既对自己修学有帮助,也能增益信众对修学的信心。

　　小结

　　出家乃为解脱而已!然佛教在世间的流布中,乃不免渐为共业所转而带上很多枷锁,于是虽名为出家,却是携枷带眷的不得自在。所以既当从原始佛典中去体会世尊的本怀,也当从修证中去消除业习的迷雾。而使自心洗炼成本然的清净,也使佛教回归于本来的面目。否则自枷枷人,何以出家为呢?愿以此和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