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天台宗的性格与价值

　　法藏法师

　　天台宗乃是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过五百多年的辩证与理解,并逐渐「组织化」与「本土化」后,第一个成立的宗派。也是汉传佛教存在最久,而且影响最深远的汉传佛教宗派,到目前为止,仍有专人专处在弘扬且传承不辍,其教理与修持之契理与契机,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佛教的组织化与本土化,乃是指:透过中国祖师的思维、理解与修证所得(此是「契理」,最为重要),对传来的各类佛法,进行整体的扒梳、组织与总持、判摄(主要是「教判」的建立),从而形成一种适合中国人所了解并修持的,整体佛法思想体系(此为「契机」)而言。此一体系,虽然对于佛法的表述,与向来印度或西域等地所传的各个佛法思想系统,有不尽相同之处,但由于乃是透过宿具因缘的古大德之实修所得,因此并不影响到他的可信度与正确性。所谓「方便有多途,归元无二路」,毕竟能强固地流传到现在的各个宗派,大都是在教理思想上,或实修实证上,经过了时代的层层考验后,才能有今日的弘传。这也是因为能流传到今日的宗派,几乎都是立足在创宗者对佛法的综合性理解,及实修实证的基础上所致。尤其进者,修行的实证所得,是可以一代代重复验证的,这使得中国佛教的宗派,可以因此超越文字概念的差异,而被广泛且长久地信受着!尤其是天台宗的成立及其性格,更是具有这样的特质:教理思想上具有其「融合性」、教法内涵上具有其「实证性」、且在适应众生上具有其「适修性」。再加上本土化后的「亲和性」,这使得天台宗能以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之因缘,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汉传佛教的各个层面。

　　就历史的因缘看,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到天台判教的成立为止,中国早期的佛弟子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不外以下三类:首先最迫切的,是在缺乏文字符号与概念基础的情况下,佛弟子要如何才能正确地理解佛法的真义?汉代所流传的佛教,正是因为文字与概念的隔阂,而被模拟为中国的「方术」与「神道」;到了魏、晋以降,透过更多的翻译与解说,已使佛教逐渐脱离了「方术」与「神道」的色彩,但在解脱概念上,则仍与老、庄思想合流而形成了「格义佛教」,如此虽比前代稍有进步,但仍不免隔靴搔痒未能中的之憾。直到南北朝罗什大师出,因其善巧的解说与契机的翻译,方才真正地建构出一套完整、精确而又独立的汉传佛教语汇与概念,从而使汉传佛教得以完全摆脱「格义」的阴影,走向正确而深刻的理解之路。这是早期汉传佛教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基本上已透过正确的翻译、解说及辨证,而得到了适当的解决。

　　然而接着而来的两个问题是,透过对庞大经典的正确解读之后,我们将发现这些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传来的佛法当中,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不同的概念与对立思想。我们要如何从这众多概念分歧,甚至看来相互矛盾的经、论当中,理出一个清晰而统一的思想脉络来,以便能总摄这一切传来的佛法内容,已成为「正确理解」佛法后,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再者,实践与实证毕竟才是佛法最后的目的,因此要如何依于上来所说的统一佛法思想,去建构一个既能符合佛法本意,又能有次第地总摄一切修行内涵,而且适合中国人所理解与实践的佛法修持体系,即成了继总摄把握佛法之后,自然会产生的另一个问题。以上正是南北朝时代,汉传佛教界所要解决的两个主要时代课题,总的来说,亦即:如何无有对立地总持一切佛法(教门)?及如何圆满无缺地实践一切佛法(观门)?

　　就契理的立场观之,成立于隋代初年的天台宗,长久以来之所以被教界誉为「教观双美」,正是因为他几乎圆满无缺地,解决了上来所说,当时汉传佛教的两大问题。「五时八教」的《法华》一佛乘观,统一了当时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的各类判教思想,从而使佛陀一代时教的方便(权)与究竟(实)、显说与密意,相契合而总摄无遗。在此开权显实、《法华》一佛乘观的佛教最高原理之下,各类、各系佛法的分歧与矛盾已不复存在,对于佛法高低的虚妄检择,也失去其实义,因而表现出佛法的整体性、融合性与圆满性来。此外如「次第禅门」与「圆顿止观」等实修思想的提出,分别照顾到渐修与悟顿的各类修持法门,并将之统一会归在「中道实相」与「圆融三谛」的最终目标下,使得汉传佛教的修持,产生大、小,显、密,顿、渐同时并存的包容性格,这也正是中国佛教在历经各代兴衰变革后,仍能长存而弘传的主要原因。此外,由慧文、慧思,以至智者大师等,一脉相承的实修道统,也使得天台宗的教说与行持,都扎实地立足于亲证的基础上。此一「实修亲证」的性格,不但使得天台宗能够领导当时的佛教界,而且一直到今日,即使有所谓的藏传,南传佛教,乃至学术佛教等的传入与冲击,天台宗的思想与实践,仍显得万古而常新。

　　再者,虽然在天台宗成立之前,也有类似「三论」、「成实」、「俱舍」乃至「地论」等学派的出现,但大多依循着传来的原典思想而发展,其综合性理解与整体性把握的性格并不明显。然而到了南北朝后期,汉传佛教已发展了五百多年,其间所传来的佛典,几乎函盖各个时期佛教兴盛地区所流传的佛法。面对如此众多表述方式不一,方便与真实互异的各类佛法知见,单凭某一时、某一地的佛法思想体系,是不可能加以会归、统摄的。唯有以实修亲证为基础,超越文字与概念的妄想,并扬弃单一佛法思想体系的包袱,以更圆满、更超越的眼光与心胸,去融通判摄一切所传来的佛法,才能从根本上去总持一切佛法深意,而不遗漏一法,不妄别一法(现代的人,却忙于以少修无证的凡夫知见,去妄加分别各类已存在的佛法,谓彼是「发展的」、此是「原始的」……等等,古德云:「至道无难,唯嫌捡择」,古今之别何其钜也),天台宗之所以超越前代各宗的关键正是在此。

　　天台宗契合佛理的性格,大体如前所述。若论其契合众生根机的性格,则天台宗乃是以五百多年来,中国人研修佛法的成果为基础,综合了前人的佛法理解与实修经验,以中国人的思考模式,去芜存菁地以中国人更能接受的表述方式,对佛法的教、理、行、证等,做了整体而契合佛意的「本土式」表达。如此,则使得佛法更具有亲和性与说服力,从而更能契合汉传佛子的根机,这是天台宗对汉传佛教,具有特别「契机性」的由来。

　　依于这种适合中国人根机的契机性,天台宗早在唐代各宗兴起之前,就已独一无二地,对汉传佛教发挥着全面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说,在唐代以后兴起的各个宗派,都或多或少而无有例外地,受到了天台宗的影响。例如:华严宗以天台四教判为基,而另立顿教成「五教判」;唐密与天台思想合流而成「台密」;南山律师以《法华》、《涅槃》为本,建立「大乘圆教宗」,灵芝律师更依天台教理解释南山律;禅宗祖师玄觉(天台八祖玄朗大师之同门)学天台教观三十载,而于六祖惠能大师座下一宿而悟(此表禅与天台两宗于修证无别),三论宗嘉祥大师曾求教于智者、就学于章安等等,皆是天台影响其它宗派的明证。此外如诵经(慧思大师提倡诵持《法华经》)、拜忏(智者大师亲撰《法华三昧忏仪》)、修观(天台强调「一心三观」之禅修)、斋仪(如斋天、祭祖、水陆、施食等)皆出自天台宗门庭,乃至菩提心最早之有系统劝导(《摩诃止观》中,「发大心」一科即是),菩萨戒之授受(慧思大师撰集中国最早的授菩萨戒仪)等等,皆因天台宗之提倡,而流传至今,其适修性及对汉传佛教影响之深远,由此亦可见端倪。

　　总结来说,天台宗的性格是融合性、实证性与适修性并存的,而在佛法上,他更具有「契理」与「契机」的双重价值。慧文大师阅《智论》而大悟「一心三观」之旨,一生行谊高深莫测;慧思大师虔诵《法华》,励志苦行而大悟「法华三昧」,神解妙用,服毒不害;智者大师苏山妙悟旋陀罗尼,华顶苦修头陀行,寂后感应不断等等,凡此之类,皆是天台立宗诸祖实修证果的明证。依此亲证的道力与愿力为本,方能创立教观双美、亘古弥新的宗派而垂教后世。吾等佛子身处汉传佛教极度衰微的今日,欲复兴汉传佛教,抱残守缺固然不足为训,然而若欲吸收外来以改造汉传佛教的体质,则重新找回汉传传统佛教中有价值的部份,继续予以发扬光大,正是一项先决的工作!毕竟佛法的呈现,一定有依于不同文化思想与风俗习性,而存在的不同表述方式,那是无法互相取代的,这也是佛法具有广大应机性的必然表现。因此粗心地舍弃中国固有的佛法表述,而欲不加捡别地以不同地区或文化的佛法表述来取代,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违背因缘法则的。我们唯有保存既有,才能理智地吸收外来而知所取舍,从而融合外来、创造新局,是吾人坚持必须善意地复兴固有佛教的一项重要理由!

　　而在恢复汉传佛教的工作当中,之所以推介天台宗,或许个人宿世的因缘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以解行并进、教观双美、性格包容、说法清晰、实际可修、传承未失而且影响深远等等的条件说,天台宗确实很值得发心实修实证,且关怀汉传佛教之复兴者的注意。然而,佛法依于不同的众生根器,而有不同的施设方便,这是大乘佛法的通义,因此也不可能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法门,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佛弟子,天台宗当然亦不例外。所以我们在恢复固有佛教的同时,固然也可以有所取舍和选择,然而这样的动作,仍必须出之以谦卑与实修。断不可人云亦云,随着外人的舌头或世俗的所谓「学术」价值转,亦不可只凭个人好恶或思虑分别就骤下结论、轻加菲薄。佛法是唯修、唯证相应的,我们岂能先存怀疑、隔阂,而得佛法的真实受用?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若不真实地投入汉传佛教的解、行大海当中悠游一番,我们又如何能找出汉传佛教的病灶所在,以及一千多年来,许多祖师大德们真实受用的高妙之处呢?天台宗的教观并重与善巧适修,或许正提供了这方面不错的选择吧。

　　时维

　　佛历二五四二年(一九九八)大年初六

　　初稿于嘉义义德寺大专女生斋戒会中

　　佛历二五四七年(二零零三)幕冬

　　修订于满州千华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