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是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它的创立，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庞大的思想体系，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独树一帜，其哲学深度和思辨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也毫不逊色。它的创建者，是陈隋之际的智者大师。它的发轫者，奠基人，是智者大师的老师，南北朝梁陈时代的慧思大师。

　　慧思大师生于后魏，少年出家，严守戒律，终生苦修，遍亲禅德，学摩诃衍，精修法华三昧而开悟。慧思大师独具慧眼，发现智顗为佛门龙象，将平生所修、所证、所得，全部付与智者大师，并激励他“秉法逗缘，传灯化物”，开拓创新。他一生坎坷，历经磨难，晚年定居南岳衡山，“昼谈义理，夜便思择”，统一南北学风，开辟出南方佛教新天地。他以博大的胸怀和包容的智慧，妥善处理与道教、与衡山本土岳神信仰的关系，奠定南岳衡山多教共存、友好发展的良好基础，被衡山佛教界尊为“开山祖师”，成为中国历史上“宗教和谐”的典范。其中，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末法思想，至今仍是警醒僧众、唤醒世人的重要法宝。

　　慧思大师不幸生于国家分裂、战乱频仍的南北朝。中国佛教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经历了几次法难，佛教教团也是鱼龙混杂，五浊竞兴，众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不堪。因此，慧思大师产生强烈的末法思想是历史的必然。他的《立誓愿文》竟用末法年号纪年，乃是前所未有，令人震耳发聩。

　　他的末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立誓愿文》中。然而，当我们诵读《立誓愿文》时，却丝毫感觉不到“末法时代”那种颓废、失望、泄气的消极厌世情绪。这分明是一篇誓词，一篇宣言书，铿锵长空，令人振奋。他说：“我今誓愿持令不灭，教化众生，至弥勒佛出。”“我从末法初始立大誓愿，修习苦行，如是过五十六亿万岁，必愿具足佛道功德，见弥勒佛。”他充满自信，逆流而上，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丝毫的丧气、泄气、绝望和怨天尤人，恰恰是知难而进，义无反顾，奋力前行，一个勇猛精进的大丈夫的形象伫立在我们面前。他那无尽的愿力令人深信不疑，故而在当时即便处于战火纷飞的两国交战地区，仍然有那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殉道精神，争相皈依，体现出他崇高的追求和高尚的品格所产生的强大的吸引力。

　　因此，慧思大师的末法思想是积极的，用心良苦的。他承认末法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不可回避的。我就生在末法时代！由于业力，末法时代必然有五浊恶世，人心不修，世道险恶……但是，我修习苦行，必然具足佛道功德，可以改变这个浊世，让正法久住。因此，我要努力拼搏，我发誓，我造金字佛经。慧思大师写《立誓愿文》时，已经多次受到毒害与摧残，九死一生，但是，他舍弃怨恨，不逃避，不哀怨，不气馁，用自己的行动去抗争，甚至不惜身命，体现出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这正是中华佛教在历经了那么多的磨难之后，仍然能传承不绝、发扬光大的根本原因。他指出末法时代，正视末法恶行，认为自己所受苦难，“责是宿作，时来须受”，仅仅是“私事也”，而他心中的大事、公事是佛法久住，众生得解脱。其境界何其高也！慧思大师不仅是中国佛教的开拓者，坚忍者，真正的勇士，而且是鲁迅先生所高度赞扬的中华民族的脊梁。

　　今天，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的现代盛世，佛教也日益走向繁荣。然而，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因为越是这样的时代，许多人包括佛教界在内越容易贪图享受，追求奢华，放松戒律，不讲修持，整个社会充塞着浮躁、贪婪、淫逸、自私之风。这是一个物质的丰盛年代、精神的“末法时代”，物质与精神严重失调，影响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最重要的是影响人们自身内心的和谐，因此，这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孟子曾谆谆告诫我们后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警惕，否则，恶业所至，万劫不复。

　　因此，当我们面对弊端丛生的社会包括佛教界之时，我们要像慧思大师那样，决不是哀之、叹之、怨之、讽之，而是勇敢面对，革之、改之、化之、新之，时代处末法，心中有正法，以大乘之精神，以止观之方法，用慈悲与智慧，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给人类心灵一片净土。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创造和谐，从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