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文化史是一个古老的综合论题。

远自释道安首倡“出家无姓，同称释子”，综理经录为中国佛典目录学之始。罗什为答慧远所问大乘深义十八科而撰《大乘大义章》。厥后天台、华严分科判教，别立门庭。天台若《大乘止观法门》(传慧思作)，释如来藏，总明三性，发万法互摄之说；湛然作《金刚錍》，立“无情有性”之义。华严若法藏《金师子章》，明缘起，论五教。宗密晚出，和会“宗”“教”，作《禅源诸诠集都序》，分为三宗七家；乃至《原人论》兼及儒道有关人生来源论点，直显真源。盖已“上为以前佛学作一结算，下为以后道学立一先声”(冯友兰语)云。至宋延寿禅师出《宗镜录》，亦隐为“宗教会合”之结撰也。

近贤自杨仁山刻经弘教，欧阳渐建立内学院，章太炎、梁任公、吕澄、汤用彤诸氏，迭出宏篇，综论佛法与中国传统文化，其致广大而尽精微之业绩，固已为内外学者所公认矣。顾尚未有将二千年来佛教史迹与传统文化之交涉，源源本本，作一鸟瞰式的叙述，而予吾人以一明确详尽的概论，乃今于魏生承思新编《中国佛教文化论稿》一书见之矣。

作者立足于前修与时贤丰硕成果之上，妙善抉择，取精用宏，蔚成长编。认为佛教是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对古代印度文化的一次系统总结和重大变革。中国佛教则是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圈内的移植。其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儒、道文化相接触，已经历一个由依附、冲突到互相融合的过程。此一过程既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化的过程。经过长期的选择、改造和重构，中国佛教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从而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来说，它具有适应性、世俗性、调和性、简易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作用于佛教的结果，也是佛教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广泛传播的条件。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本书此一叙述，要言不烦，甚得探骊之快。余尝言文化有三性：继承是历史的传统，吸收是时代的潮流，创造是民族的形式。二千年来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大乘佛学天台、华严、南禅诸宗的开创，承先启后种种殊胜，足为吾说张目；而魏生论稿之问世，实一大事因缘也。吹网投针，全凭自力；他山攻错，所望读者。因乐为之序，藉证同参之雅云尔。

苏渊雷

一九九一年辛未清明于姑苏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