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觉经》在汉传佛教中是一本很重要的经典，首先推广这本经的人，就是身兼禅宗与华严宗祖师的圭峰宗密，由他在两宗推广，兼且将华严教义引入禅宗，又将禅宗心性引入华严，因此便影响到研究心性与佛性的天台宗，随即又对净土宗发生影响，所以这本经的地位，便高如须弥山。

然而却有人对这本经质疑，认为是伪经，理由有二：一、本经不见于早期译经纪录；二、本经译者可疑。

说不见于经录，并不足以推翻本经的真实性，因为有些译经亦同样不见于经录，而且本经并非“奉诏译”的官译，只是私译，私译不入经录并不奇怪。所以，后代智升的《续古今译经图记》便替本经辩护，他说：“沙门佛陀多罗（Buddhatrāta），唐云觉救，北印度罽宾人也，于东都白马寺，译《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一卷，此经近出，不委何年。且弘道为怀，务甄诈妄，但真诠不谬，岂假具知年月耶？”那便是说，译出的年份虽无根据，只由本经的内容真实，没有半点诈妄，就可以对本经作出肯定。

但谈到译者，佛陀多罗的来历，从来没有人指出，他来汉地后的言行，亦无半字纪录，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在白马寺译经后，又返回天上去。所有曾在汉地译经的译师都无此情形，因此可疑。这一点，亦从来没人解释。所以近代学者吕澄认为，本经是汉人高僧所作，并非由印度传来。但是我们对吕澄的看法，亦未能尽信，因为当年支那内学院否定的经论有九十余本之多，连《楞严经》都给他们看成有“百伪”，那是仅依文字，不依内容来否定，这就忽略了译经笔受者对译文的影响，未为公平。

持平之说，笔者觉得应该像智升那样，由经的内容来判别真伪，而不是由具体的翻译年代纪录来判别。译人的可疑可以研究，但亦不能单凭他没有生平纪录，便否定他的存在。笔者正是用这样的态度来接受《圆觉经》，因为他与大中观见相应，倘如作伪，作伪者亦必为精通瑜伽行中观，持大中观见的大修行者，那我们便把这本经当成是一篇论来读，依然可以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