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从帝王到百姓竟然都用它来传播佛教

雕版印刷术与佛教互为因果

在中国雕版艺术发展史上，佛教的影响至为关键。由于雕版印刷术最早大量用于佛经佛画的刻印

，国内现存的雕版印刷早期产品，就以佛教经像为多。这也印证了宗教宣传的需要，是促使雕版印刷技术定型的首要动力。

由于佛经版画对于弘法传教的重要功用，宋元以后直到明清，凡刻印佛经，几乎没有不附佛画插图的(本文所述及的佛经版画，就指这类佛经木刻插画，不包括其他独立于经文存在的佛教画像)。佛经版画雕刻精细，构图严谨，庄严素美，大多出于版画名家之手，是中国雕版艺术与印度佛教文化共同浇灌出的一朵奇葩，具有独特的审美和文化意蕴，并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蔚为大观的书籍所附木刻插图，成为中国欣赏性版画的鼻祖。

在历史学家看来，雕版艺术受到佛教影响的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约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传入中国，并逐渐与中国人的礼仪习俗融合在一起，其具体表现就是印度佛教中的皈依三宝，逐渐中国化为三宝崇拜及佛经供养，而“佛、法、僧”三宝之中的“法”即指佛教经典。

《大圣毗沙门天王像》

规格 ：高40 cm, 宽 26.5 cm woodblock 947年 印刷

此图为英国人斯坦因于1907年从中国敦煌莫高窟 藏经洞掠去

The 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收藏

另外，印度佛教中的“法舍利”最早是将泥塑佛像等放置塔中，作为供养。与此同时，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记载，义净在印度看到，不仅有“拓模泥像”，还有“或印绢纸”的印钤佛像作为法舍利放置塔中。据郭鲁柏《西域考古举要》记载，印度流行的佛像印章，“模型做自中国”。而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五代雕印的佛画《大圣毗沙门天王像》题记中说：“古人供养佛菩萨像做功德，于造像、画像外，兼有制版，盖自唐时已然。”

正是由于中国佛教徒对佛经及法舍利的大量需求，促使可大量生产的刻本佛经及捺印、雕印佛像代替费工费料的写本佛经和泥塑佛像舍入塔中作为礼敬之物。如果说中国寺庙石窟造像、壁画、雕塑等，有着来自印度佛教艺术的明显影响，钤印、雕印佛画的产生则完全源于中国化的供养方式的需求。

不仅如此，捺印佛像盛行于南北朝、隋唐时，则是利用了中国原有的印章及肖形印技术，即将佛像刻在印模上，依次在纸上轮番捺印。印模图案多种多样，既有在莲台上结跏趺坐的佛陀，也有头戴宝冠，偏袒扶膝而坐的菩萨。

晚唐捺印佛像

此佛像为清末敦煌散落民间之物

有普陀山首座，中国佛教界著名书法家道生长老敬题

20世纪初，在敦煌和新疆发现了很多晚唐时期的“捺印”佛像，这些印在纸上的佛像，大多是图像重复的“千佛像”。《中国书史》作者郑如斯、肖东发在书中所述：“这种模印的小佛像，标志着由印章至雕版的过渡形态，也可以认为是版画的起源。”

很难说雕版印刷术与佛教孰为因，孰为果，雕版印刷术一经发明，就为佛教的寺院与信徒运用作为弘法的工具。雕版印刷方法实际上是从玺印的捺印法和石刻的拓印法发展而来。据文献记载，早在初唐时期(约公元645-公元664年 )，玄奘法师曾以“回锋纸”大量刊印“普贤菩萨像”，分送信徒。所印普贤像今虽不存，但四川、甘肃、新疆、浙江等地，有许多晚唐五代“上图下文”形式的单叶印经印像传世。

利用雕版印刷传播佛教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玄宗时，智升撰《开元释教录》，编入藏经已有自汉魏以来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之多。开元之后，历代继续增添。代宗时曾从宫里拉出两车《护国仁王经》送给资圣、西明两寺。当时的东林、西明等著名的寺院，都藏有大量的佛经，至于民间的抄经、诵经更是达到惊人的地步。当时佛教宗派也很多，而且其它宗教也相继传入。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佛学院教授白化文曾说：“供养经卷是汉传佛教在译经过程中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一种供养，它带有中国固有的重视图书内在影响的思想。唐宋年间，上至皇帝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都将抄写佛经、绘制佛像作为对佛的一种功德，并以捐献数量多少为虔诚程度的标志。”

一、帝王

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雕版印刷《开宝藏》。“《开宝藏》乃由宋太祖赵匡胤下令，由内侍省宦官高品张从信主持雕印”。

《开宝藏》

雕版印刷术的全盛时期是宋代。至今宋版书也是古籍善本收藏中的名贵物品。北宋开宝四年即公元971年，由宋太祖赵匡胤（927－976）亲自敕 命高品、张从信前往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主持刻印大藏经，并于太平兴国八年即公元983年全部完成13万块经版的雕版，随后就开始了雕版《开宝藏》的印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刻木版雕印的汉文大藏经，由于始刻于北宋开宝年间，又称为《开宝藏》。

雷峰塔经卷是中国雕版印刷的精品

也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宋初木刻印刷品

而且经文上有当时吴越王具名，年代可靠

公元954年前后，虔诚的佛教徒吴越国王钱俶，他与高僧延寿和尚一起，雕版印刷了大量佛像、塔图咒语,其中有数字可考者就有六十八万二千卷,其印刷数量之多，传播面之大，世所罕见。

还有，大家熟悉的杭州雷峰塔经是钱俶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在西湖南岸夕照山上建造的佛塔，佛塔里面藏有的经书叫雷峰塔经，又名《宝箧印陀罗尼经》。该经文共两千七百余字，卷端题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捨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此经现有实物收藏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内。

二、高僧

玄奘堪称中国佛教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一部描写唐僧西天取经的神话故事《西游记》更使其家喻户晓，孺妇皆知。在大约公元650—664年，玄奘采用雕版印刷了佛像100万份，在5年时间散发给广大的佛教信徒。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据玄奘嫡传弟子慧立等所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688）卷十所载，高宗嗣位后的公元650年，鉴于玄奘受其父皇敬重，高宗也对玄奘礼敬甚隆，遣朝臣问慰不绝，还施帛锦万段、法衣数百。玄奖接受后，则给予贫穷之人和外国婆罗门客人，“随得随散，无所贮蓄。发愿造十俱月氐像，并造成矣。”“俱月氐”为梵文量词koti之音译，十俱月氐为100万。文献记载玄奖每年印普贤像达五驮，“以每匹马驮纸100-125kg计，则五匹马驮500—750kg，按当今皮纸每平米约30g、每张画像大小为25cm x30cm计算，则大约在20万一24万份，故5年可达百万份，与‘发愿造十俱月氐像’相吻合。若将5年印刷100万张平均分配到每天，按一年工作300天计，则每天的印刷量为667张。以当今从事传统雕版印刷的工人刷印一张的平均时间为20秒计，则印刷667张佛像需要的时间约需4小时”

三、学者

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他和佛印大和尚在镇江金山寺主持刊刻了《金山椤伽阿跋多罗宝经》卷。元丰八年（1085）二月，苏轼在太子太保张道的住处，得到了太保赠送给他的《金山椤伽阿跋多罗宝经》。张道出钱让苏轼将此经“使印施于江淮间”。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同年，苏轼携带此经来到了金山寺，在佛印大师的协助下，苏轼亲自书写了全部的经文。后来又请善刻的工匠来金山雕刻经卷，刻好后书版一直存于金山寺，无论是信徒还是香客，可以随要随印，使得此经得以广为流传。

四、信徒

崔法珍，金代潞州崔进之女。崔法珍在山西、陕西部分地区，以断臂的方式化缘，募资刊刻《赵城金藏》，感动了很多佛教信，这些信徒纷纷捐资协助。大约在金熙宗皇统9年（1149）前后，于天宁寺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到金世宗大定13年（1173）完工，历时约30年方成。金藏刻成后，崔法珍于大定十八年（1178）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法珍授比丘尼戒。3年后，崔法珍又将经版送到中都（即今北京）印刷流通，共计16.8113万板，6980卷。为表彰崔法珍的功绩，大定二十三年（1183），崔法珍被赐紫衣，并受封为“宏教大师”。

图为《赵城金藏》经卷（资料图）

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全的大藏经

《赵城金藏》印刷清晰，字体劲拔，每卷首均有精美的佛陀说法图，其刀法线条和宋版佛经相比，具有豪放严整和生气有力的特点，是我国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是研究我国刻经史和版本史的珍贵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历代佛教书籍制作演变过程，是印刷发展史上的一座了不起的宝库，在中国版本目录学和雕版印刷史上也占有一席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