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焕忠
禅宗以宗门自居,而天台为教下显学。两家早期颇多相似之处,曹溪之后相互间不能无微辞,晚唐以下则呈合流之趋势。
一、藉教悟宗与解行并进
禅宗与天台宗早期的历史颇多相似之处。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与天台宗祖师慧文、慧思均行化于邺、洛一带,且都受到北方佛教势力的排挤,不能见容于当地,其后学遂迤逦南下,或到双峰、东山、曹溪,或到金陵、南岳、天台,从而获得发展。
禅宗自初祖达摩以四卷《楞伽》授于慧可,嘱咐他依教修行,藉教悟宗。《楞伽》中有“宗通”和“说通”的说法,将全部佛教分判为宗、教二门。“宗通”是指深切体会经典的堂奥与宗旨,并体现在日常修行之中。“说通”则是指通达经典的文句及义理,能够向信众自由自在地宣说教化。大僧位居人天师表,必须兼具“宗通”、“说通”,才能教化世间。“藉教”可使修行保持在佛教范围之内,“悟宗”则使经典有所落实,不虚其文。达摩要其弟子“宗”、“说”俱通,但似乎更侧重于“宗通”。慧可、僧璨皆以“楞伽师”名世,许是因为“宗通”自行为重而“说通”化他功多的缘故使然。道信于《楞伽》外复又引入《般若》,弘忍为慧能说《般若》而以《楞伽》许神秀。可以说,禅宗六代相传,皆以藉“教”悟“宗”为特色,而以特重“宗通”为发展趋势。
天台宗的定慧双修、解行并进,可以说是其来有之,世代相承。天台宗的智者大师“行法华忏,发陀罗尼,代受法师讲金字般若,陈隋二国宗为帝师,安禅而化,位居五品”。智者的老师慧思禅师“德行不可思议,十年专诵,七载方等,九旬常坐,一时圆证。大小法门朗然洞发”。慧思的老师慧文禅师“当齐高之世,独步河淮,法门非世所知,履地戴天,莫知高厚。用心一依《释论》”(《摩诃止观》卷1上)。道宣《续高僧传》虽将慧思、智者列入“习禅”一科,但南岳、天台之义解超群,世罕其匹,也是人所共知的。智者说法,每谓那些讲经而不修禅的法师为“文字法师”,讥讽他们“日夜数他宝,自无半钱分”;谓那些不习经典而只知修禅的禅师为“暗证禅师”,难免“未证谓证,未得谓得”(智顗《法华玄义》卷1下)。他将诵习经典比之为目,将修习禅定比之为足,目知路径而足能行走,两者具足,即可出此热恼地,达彼清凉池。
禅宗之“藉教悟宗”与天台宗之“解行并进”,皆为重视智慧与修行的表现。但比较而言,禅宗的“藉教”只是把经教作为“悟宗”的手段而已,且其所“藉”之教,也不过《楞伽》及后来引入的《金刚般若》等,佛学义理的薄弱很容易使其所悟得的智慧与修行逸出佛教的传统,更多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并与现实社会生活实现紧密的结合;天台宗把“解经”本身即视为目的性的活动,与禅修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无疑可以导致佛教义学的发达,并且保证其智慧与修行均在佛教发展的轨道上行进。在盛唐之后藩镇割据、社会动荡、流民成灾、苦难深重的现实中,只需藉助简单的经教而更重视觉悟和智慧的禅宗佛教极易得到壮大,而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巩固的寺院经济、较好的基础教育有较多依赖的天台宗便无法获得大的发展。此后两宗发展的差异可以从“宗”、“教”与“解”、“行”的基本分判中得到某些学理上的解释。
二、教外别传与以教立宗
六祖慧能以后,禅宗自居“宗门”,将“藉教悟宗”的主张发展为“教外别传”,其轻经教而重体证的倾向进一步加强。至湛然之世,天台宗确立了以《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为主的教典传承,成为“教下”的显宗。两宗的这种发展,表面上看来针锋相对,实际上却是双方相互影响不断深化的结果。
禅宗“教外别传”的自我定位具有否定经教外在化倾向的意味。陈隋以降,随着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的相继兴盛,佛教义学的发展如日中天,讲经说法蔚然成风,佛教知识和话语在社会生活中迅速增长并趋于普及。高僧以讲经相标榜,朝廷以说法赐紫衣,利禄所在,一时人人趋之若鹜。至其末流,于修行之途,反倒无暇顾及。但佛教的目的和实质不在于成就某种知识或者理论体系,而在于修行、解脱,给人们以心灵的宁静和宗教的安慰。禅宗顺着六祖慧能“识自本心,见自本性”的基本思路,自居“教外”,主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意在扭转人们向经卷求索而不知自重其心的致思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如来创教的本怀,也契合了佛教平民化、大众化的趋势,因而获得了重大发展。
禅宗虽然以独立于经教之外的姿态出现于世,但从其发展中仍可以看出诸宗判教的功绩。天台等宗派的大师对佛教经典作了教相判释,进行了不懈的演说,从而使佛学知识在社会上大量增长,而诸宗对本宗圆义的推崇和指认,更是使圆教的宗旨深入人心。只有以此作为社会思想基础
天台以教立宗,对禅宗自居教外颇不以为然。智者曾说:“昔邺洛禅师,名播河海,往则四方云仰,去则千百成群,隐隐隆隆,亦有何利益,临终皆悔。”(智顗《摩诃止观》卷7下)不能安忍也许只是修行的一般情况,因邺洛尤甚,故着以为例,未必确有所指。至湛然之释《摩诃止观》,则说:“邺在相州,即齐魏所都,大兴佛法,禅祖之一,王化其地,护时人意,不出其名。”(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7之4)坐实智者所指即为慧可,显然具有以教讥禅的意味。有人问曰:“此土真诠,禀承有绪,虽教科开广而真味仍存,寻求宗源,自可会本,何须复立一心三观四运推检,溷我清流?”这无疑是以宗门的口吻斥责教下为多余。湛然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濬流本清,扰之未浊。真源体净,混也无妨。设使印度一圣来仪,未若兜率二生垂降。故东阳大士位居等觉,尚以三观四运而为心要。…故知一家教门远禀佛经,复与大士宛如符契。况所用义旨,以《法华》为宗骨,以《智论》为指南,以《大经》为扶疏,以《大品》为观法,引诸经以增信,引诸论以助成。观心为经,诸法为纬,织成部帙,不与他同。”(湛然《止观义例》卷下)自信本家教门较之禅宗更为完善、优越。
相对于融合来讲,天台与禅宗的对立是次要的。禅宗的“教外”,并非指佛教之外,而是说不要执着于文字、语言。天台宗虽以教门自相矜持,但也看到了语言、文字在诠说真理的同时也有遮蔽真理的可能,因而主张第一义不可说,凡有所说,皆是方便等,这与禅宗基本上是一致的。禅宗于世间而出世间的主张,与天台宗的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圆教义理也没有多少差别。天台僧人的相率入禅并很快获得禅宗祖师的印可,表明禅宗的兴盛是中国佛教的大势所趋,也表明天台与禅宗在智慧境界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这本身就是两宗融合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融合越来越明显,并且受到两宗的认可。
三、以禅扶教与以教益禅
中唐以降,禅宗迅速普及全国,天台宗局于东南一隅。会昌法难,两宗都受到沉重打击,元气大伤。其后禅宗有所恢复,勉强能维持其未坠之余绪。天台宗则典籍零落,寺产板荡,虽不绝如缕,也不过仅足传承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的两宗融合,颇有些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意味。
藉禅宗之助,天台宗教典才得以复归。会昌灭佛,不仅拆毁寺院、还俗僧人、抄没庙产,而且还焚烧经籍。禅宗自居教外,不重经籍,徒众一集,稍事修缮,即可开法,于恢复为易。天台宗之寺、产、塔、像,相对易复。而天台宗判释教相,几乎涉及一大教藏,智者之着述,湛然之注疏,部帙均极浩繁,在当时条件下,平时保护已属不易,一经劫火,再要恢复,几属不可能之事。朝鲜虽有留学僧人抄去的复件,但在五代烽烟战警之中,以天台宗之力,也只有望洋兴叹而已。钱氏立国吴越,境内粗安,尊崇佛教,以禅宗云门宗的德韶禅师为国师。在德韶国师的劝请下,吴越王钱俶发书遣使,朝鲜遣谛观报聘,天台一宗教典得以复见于汉土。可以说,正是由于禅宗的扶持,才使北宋初年知礼等人复兴天台教观成为可能。
禅宗之所以能自居教外,实得益于义学的兴盛。教下诸宗的衰落,对于禅宗的发展,无异于釜底抽薪。佛教义理从社会生活和日常语言中的撤出,使一般的佛教知识与人们发生了隔膜,轻视经教的传统在真正没有经教的时代里不可避免地走上狂禅末流。晚唐以至北宋之初的禅宗高僧深惩其弊,开始自觉、主动、积极地取益于经教,以保证本宗不脱离佛教的轨道并为其发展厚殖根本。如圭峰宗密着《禅源诸诠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永明延寿着《宗镜录》、《万善同归集》,契嵩着《传法正宗记》等,莫不广引佛语及天台、华严等宗法言,希图摆脱狂禅泛滥的积弊,从振兴经教入手,从而使宗门的发展走上康庄大道。客观地讲,禅宗“心性清净”的预设、“顿悟成佛”的主张与华严宗的“一真法界”、“事事无碍”有更多的相契,所以其取益教下也多以华严义学为主,但天台义理于其间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则是不争的事实。
天台宗在禅宗的扶持下得以存续,禅宗从天台宗教理中获取教益,天台与禅宗的化区重叠,两家极易形成水乳交融的关系。至志磐撰《佛祖统纪》,则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至矣哉!斯吾宗观心之妙旨也,谓之教外别传者,岂果外此为教哉!诚由此道以心为宗,离言说相,故强为此谈耳。不然,何以出示《楞伽》令览教照心耶?何以言大乘入道藉教悟宗耶?为同此宗,撰达摩禅宗志。”(志磐《佛祖统纪》卷29)充分体现了天台宗僧人对禅宗所怀有的亲切而诚挚的心情,代表着天台宗内部对禅宗的一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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